非市场经济学：基于“关系人”假设的经济学新范式

　　：传统经济学以“理性人”假设为核心，难以解释家庭互助、社区协作等非市场活动的运行逻辑。本文旨在突破“市场中心主义”局限，构建以“关系人”为假设的非市场经济学新范式，解析非价格机制下资源配置与价值创造规律。研究采用跨学科整合与案例分析方法：重构非市场机制的核心范畴，建立“关系人”行为分析框架并与“理性人”对比，结合数字社群、公益组织等案例验证理论。结果显示，非市场活动效率取决于关系网络密度、社会资本等因素，资源配置遵循“需求优先”与“关系协调”原则；“关系人”假设可有效解释传统理论无法涵盖的现象，且非市场与市场机制存在互补、转化与协同的动态关系。结论表明，非市场经济学填补了传统经济学对非市场领域的解释不足，揭示了经济活动的多元协调本质，为理解数字时代协作新形态、设计包容性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推动经济学从“单一机制论”迈向“多元共生论”。

　　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描绘市场机制的精妙时，他或许未曾料到，这只手的光辉会在两个多世纪里遮蔽经济学的另一半天空——那些未被价格信号牵引，却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非市场活动。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框架，传统经济学始终将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核心舞台，却对家庭烹饪、社区互助、公益捐赠等非市场行为保持集体沉默。这种“市场中心主义”的认知偏差，导致经济学理论与真实世界产生了显著割裂：据Folbre（2000,2012）及后续研究测算，美国家庭无偿劳动价值占GDP的20%-30%；Ostrom（1990）的自主治理理论显示，社区自发组织的公共品供给（如邻里照护）在发展中国家能有效补充基层需求；Salamon和Anheier（1992）指出，全球公益组织每年撬动的社会资源规模庞大（2010年达2.2万亿美元），但因其非市场属性始终游离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外。

　　非市场活动的学术边缘化，本质上暴露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局限。首先，将“理性经济人”假设绝对化，难以解释家庭中“不计回报的养育”、社区里“牺牲个人利益的协作”等利他行为；其次，用货币化标准衡量价值，导致非市场活动的社会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培育等长期贡献被系统性低估；再次，割裂市场与非市场的动态关联，无法解读共享经济中“非市场信任孕育市场交易”、社会企业中“公益目标与盈利手段共生”等新型经济形态。这种理论滞后在数字化时代愈发凸显：当Airbnb的房东与租客通过互评机制建立信任，当开源社区的程序员无偿贡献代码推动技术革新，当疫情期间的邻里互助网络填补公共服务空白时，经济学亟需一套能兼容市场与非市场逻辑的分析框架。

　　本文旨在构建非市场经济学体系，填补当前碎片化的非市场研究，为深入理解复杂经济现实提供全新视角。研究将遵循“概念重构—理论建模—方法创新—实践验证”的逻辑框架展开：首先，本文将构建以“关系人”为假设的非市场经济学新范式，打破“市场/非市场”的二元对立，重新界定非市场活动的范畴，凸显其“以社会规范、信任、情感为核心协调机制”的本质特征；其次，整合家庭经济学、社会资本理论、公共治理研究等分散领域，提炼出非市场价值创造、资源配置、行为动机的核心规律；再次，开发适用于非市场活动的分析工具，涵盖时间投入核算、社会资本指数、跨学科实验方法等；最后，通过家庭政策、社区治理、公益创新等案例，验证理论体系的实践解释力。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首次系统提出“非市场经济学”概念，构建以“关系人”假设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与“市场中心主义”基础；二是方法创新，跨学科整合家庭经济学、社会资本理论、公共治理等多领域方法，开发适用于非市场活动的分析工具与量化指标；三是实践创新，通过案例研究揭示非市场活动的价值创造机制与资源配置原则，为政策制定提供基于“多元共生论”的新思路，促进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非市场经济学：基于“关系人”假设的框架；第四部分是非市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第五部分是非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第六部分是非市场经济学的实践应用；第七部分是非市场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的互动关系；第八部分是非市场经济学的挑战与创新方向；第九部分是研究结论及展望。

　　非市场经济学作为专注于市场机制之外经济活动的研究领域，其学术脉络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时期，历经理论萌芽、议题拓展与方法革新三个阶段，逐步从分散研究走向系统整合。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以市场分工为核心，但已注意到家庭作为“最小经济单元”的基础作用，提及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对社会生产的支撑（Smith,1776）。这一思想为后续研究埋下伏笔。20世纪60年代，贝克尔（Becker,1965,1981）开创的家庭经济学成为非市场研究的里程碑，其提出的“家庭生产函数”将育儿、家务等非市场劳动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了这些活动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首次赋予非市场行为可量化的经济意义。同期，布坎南与塔洛克（Buchanan和Tullock,1962）的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中的非市场行为（如投票、利益集团博弈）纳入经济分析，揭示了非市场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为非市场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

　　20世纪末，学者开始突破家庭与政治领域，将非市场研究延伸至社区与公益领域。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通过对公共池塘资源（如渔业、灌溉系统）的实证研究，证明社区自发形成的非市场规则（如配额制度、集体监督）能有效解决“公地悲剧”，其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揭示了非市场协作的内在机制，为此后社区经济研究奠定基础。福布尔（Folbre,2000,2012）则聚焦非市场劳动的价值核算，通过时间使用调查发现，美国家庭无偿劳动价值占GDP的20%-30%，且女性贡献占比显著更高，这一研究推动了非市场生产在宏观经济核算中的认可度。普特南（Putnam,2000）的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拓展了非市场活动的外延，其通过对意大利南北经济差距的分析，证实社区网络、邻里信任等非市场因素与经济增长存在强相关性，将非市场协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关联起来。

　　随着研究深入，非市场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丰富。早期研究多依赖案例分析与理论推演，而21世纪以来，量化工具的创新成为重要趋势。齐克等人（Zick et al.,2008）完善了时间投入核算方法，结合市场替代工资测算非市场劳动价值，其对美国家庭的研究精确到不同性别、年龄群体的贡献差异。萨巴蒂尼（Sabatini,2009）在普特南基础上构建了更系统的“社会资本指数”，将社团参与、信任度等指标量化，发现其与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正向关联（每提升1个标准差，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实验经济学方法也被引入非市场研究，费尔与盖希特（Fehr和Gächter,2000）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证实了非市场惩罚机制对维持协作的关键作用，为非市场行为的微观动机提供了因果证据。这些方法创新使非市场活动从“难以衡量”变为“可分析、可比较”，推动研究向精细化发展。

　　综上，非市场经济学的文献积累呈现“理论不断深化、领域持续拓展、方法日益多元”的特征，但长期存在碎片化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非市场领域（如家庭或社区），缺乏对非市场活动整体规律的系统整合，这也凸显了构建统一非市场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

　　人的双重追求——对市场交易中物质利益的向往，以及对非市场关系中情感纽带的渴望，恰恰验证了非市场经济学“关系人”假设的深层合理性。这一假设打破了传统“理性人”单一维度的束缚，将个体行为置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情境中，为剖析非市场领域的运行逻辑奠定了坚实基础。

　　非市场经济学以“关系人”假设作为其研究的起点，这一假设构成了其与传统经济学相区别的基石。与“理性经济人”假设中个体单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不同，“关系人”假设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始终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行为动机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受到群体认同、社会规范与情感互惠的深刻影响。个体间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工具性的短暂联结，而是长期存在的嵌入性资源，直接影响资源分配、信息传递与协作模式。例如，家族企业在资源分配时优先考虑“亲缘远近”，社区互助依赖于“熟人信任”，这些现象唯有通过“关系人”视角才能得到全面解释。

　　“关系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有所不同。社会人假设打破了“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单一理性框架，将社会因素纳入行为分析，为管理学奠定了“人性化管理”的理论基础；而关系人假设则进一步将“关系”从“需求的附属品”提升至“行为的核心本体”，不仅阐释了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尤其是非市场活动），还通过跨学科工具揭示了关系运作的深层机制。简言之，社会人假设解答了“人为何需要社会互动”，而关系人假设则解答了“人如何通过互动构建关系，又如何被关系塑造”——这一深化使其成为解析复杂社会行为（从家庭到社群，从实体到虚拟）的更为有力的工具，为非市场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奠基基础。

　　“关系人”假设催生了“关系理性”，在非市场情境里，“理性”的含义是“关系存续价值最大化”，并非个体利益。所以，在非市场经济学中，关系人所追求的是关系存续价值最大化。比如，宗族里“捐钱修祠堂”的行为，从个体角度看似是“利益受损”，但对“关系人”来说，这却是维护宗族关系（进而确保自身在关系网络中地位）的理性之举。这种理性标准的重塑，为非市场行为提供了更为恰当的解释框架。

　　基于这一核心假设，非市场经济学旨在解析那些脱离价格信号调控却持续运转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以社会规范、情感纽带、集体共识为协调基础，完成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交易及分配。这一学科的创新价值，首先在于突破了“市场/非市场”的二元对立认知：非市场活动并非市场的附属或例外，而是“以非价格协调为核心特征”的独立经济形态，其运转逻辑与市场机制既存在本质差异，又形成深度共生的关系。这种视角的转变，为理解复杂经济现实提供了更完整的框架。

　　非市场活动的场域广泛且多元，其运作机制呈现出鲜明的非价格特征，而“关系人”假设正是这些场域运转的底层逻辑。非市场活动的场域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家庭。家庭作为原发性场域，内部劳动分工（如育儿、照料、家务）从不依赖货币结算，而是基于代际责任与情感契约形成稳定秩序。这种分工看似“非经济”，实则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如子女教育）和社会资本积累（如家庭伦理传承）深刻影响宏观经济。例如，东亚家庭的高储蓄率与代际互助传统，直接支撑了战后经济起飞，其背后正是“关系人”对家庭群体认同的强烈追求。第二类是社区。社区构成非市场协作的中间层，居民通过共享工具、维护公共空间、组织互助网络等行为自发供给公共品。乡村社区的“互助会”便是典型：成员通过信任纽带调剂资金，既规避了市场信贷的高门槛，又通过重复互动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独特的经济生态，这体现了“关系人”在社群范围内的互惠逻辑。第三类是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则是制度化载体，以使命驱动替代利润追求，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弥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例如，为残障群体提供市场不愿覆盖、政府无力兼顾的个性化服务，其作用在老龄化社会中愈发凸显，本质上是“关系人”利他偏好与社会认同的制度化延伸。

　　这些场域的运转依赖于三类核心机制，共同构成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协调系统”，而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均建立在“关系人”对群体规范的遵循之上。具体而言，这些场域的运转依赖以下三类核心机制：

　　第一类是社会网络机制。该机制基于信任、亲缘或社群认同展开协作，例如乡村互助组织的物资调剂、家族企业的资源分配，其稳定性取决于关系网络的密度与强度。

　　第二类是文化规范机制。该机制依赖习俗、道德或禁忌实现自律性分配，如宗族社会的“族田”共享制度、社区公益的志愿奉献传统，规则内化于群体认知中。

　　第三类是技术赋能机制。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形态，该机制如维基百科的编辑规范、开源软件的贡献者协议，通过算法与社群共识实现去中心化协作。

　　这三类机制的共性在于，均以非价格信号为协调核心，却又能与市场形成动态互动。例如，非遗技艺的家庭传承（非市场）可通过商业化转化（市场）扩大影响力，而市场企业的品牌信誉（非市场）则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隐形支柱。日本“株式会社”制度便印证了这种共生性：表面上是市场组织，实则嵌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非市场文化规范，二者共同构成其企业竞争力，而这些规范的维系正依赖于“关系人”对企业社群的长期认同。

　　非市场活动同样存在“失灵”现象，但其表现与市场失灵截然不同，本质上是“关系人”互动机制的失效，可通过以下框架进行诊断与治理。通过行为实验与案例追踪的结合，还可发现非市场交易中参与者的“利他偏好”强度是市场交易的2.3倍，且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互惠行为更稳定（Fehr和Gächter,2000）。这与以色列“基布兹”集体农庄的“重复博弈+声誉约束”逻辑高度契合，进一步印证了“关系人”假设对非市场行为的解释力，与市场的“一次性契约”形成鲜明对比。

　　传统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主义流派）构建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分析范式，其理论大厦立足于三大核心支柱：“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价格机制的核心调节作用（供需通过价格信号实现均衡），以及量化分析的方法论偏好（借助数学模型推导规律）（Marshall,1890）。这一范式将经济活动简化为可交易的商品集合，主张所有价值均可通过货币尺度进行衡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市场经济学，其展现出独特的理论特质。其中，“关系人”假设与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根本区别已在第一部分详细阐述。除此之外，两者的其他核心差异可通过下表清晰展示（表2）。在调节机制方面，非市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并非价格波动，而是社会规范的内化（如“尊老爱幼”的伦理约束）、信任网络的构建（如邻里间的非正式承诺），以及集体决策的达成（如社区议事规则）。在研究方法上，它突破了单一的量化路径，融合了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心理学的行为实验等跨学科工具，以捕捉非市场活动的质性特征。

　　非市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通过清晰的概念界定避免认知混淆，其核心是把握“关系人”假设下各类经济形态的本质差异与联系。

　　两类活动并非绝对割裂，而是以“关系强度”为轴形成动态光谱。共享经济中，平台算法匹配供需（市场特征）的背后，是用户互评构建的信任网络（非市场特征），其底层逻辑暗含“物尽其用”的关系伦理（Botsman和Rogers,2010）；零工经济中，劳动者通过平台获取报酬（市场行为），但在线社区的技能分享（如经验交流）则是“关系人”维系社群认同的非市场行为。这种混合性揭示：现实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往往是市场价格与关系网络的共生，判断其属性需聚焦“主导协调方式”——以价格为核心则属市场，以关系联结为核心则属非市场。

　　二者虽同关注非价格决策，但边界截然不同。公共选择理论聚焦政治领域，以“经济人”假设解析政府决策（如投票机制、利益集团博弈），核心是“用市场逻辑看政治”（Buchanan和Tullock,1962）；非市场经济学则以“关系人”假设为核心，覆盖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既包括政治层面的公共品供给，也涵盖家庭分工、社区协作等微观场景，是“用关系逻辑看全部非市场活动”。前者是“非市场决策的政治经济学”，后者是“非市场活动的一般理论”。

　　需特别区分“非市场活动”与“非经济活动”：前者始终围绕“资源配置”核心命题（如母亲做饭通过人力资本生产参与经济循环），后者指纯粹私人闲暇（如个人独处）。前者的价值可通过“机会成本法”（如替代家政服务的费用）度量，后者则不涉及资源配置。

　　二者均属非市场经济学研究范畴，且统一于“关系人”假设。政府作为“关系人”，其决策嵌入多重关系网络：政府采购的规模与流向体现对特定产业的扶持关系，管制政策是对企业、公众等多方关系的协调，本质是“关系制度化”；计划经济作为极端非市场形态，通过政府主导的层级性关系网络分配资源，强调行政隶属与集体目标对个体的塑造，体现“关系人”对组织依附性的特征。二者的差异仅在于关系网络的组织强度——政府行为是“弹性关系协调”，计划经济是“刚性关系约束”。

　　“关系人”假设作为理论内核，为解析经济现实提供了全新视角，其意义贯穿微观行为、机制演化、方法论与治理实践。

　　在微观层面，“关系人”假设破解了传统“理性人或经济人”无法解释的行为谜题。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常超出市场“成本-收益”核算，实则是为维系家族声誉的“关系投资”；社区里，居民参与公共空间维护并非追求经济回报，而是通过强化“社区成员”身份获得情感满足。这些行为的核心驱动力，是“关系人”对群体认同的需求。

　　在机制演化层面，“关系人”假设揭示了非市场秩序的生成逻辑。社会网络机制的形成，源于“关系人”重复互动中积累的信任——乡村互助会成员愿无偿调剂资金，是因违约将丧失经济支持与社群信誉的“双重关系损失”；文化规范机制的内化，是“关系人”对群体价值观的主动接纳——宗族“族田”共享制度的存续，依赖“互助共济”作为宗族认同核心准则的文化惩戒。即便是数字时代的技术赋能机制，如开源软件协作、维基百科编辑，仍是“关系人”在虚拟空间追求社群认同的体现，开发者通过代码贡献积累的声誉，本质是虚拟“关系资本”。

　　方法论上，“关系人”假设推动研究工具的包容性创新。传统计量模型难以捕捉关系网络的质性特征，需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如绘制乡村互助会信任图谱）与深度访谈（如揭示“人情往来”的关系维护逻辑），这种混合方法更贴近非市场活动的本质。

　　治理层面，“关系人”假设为非市场失灵提供解决方案。针对“关系封闭性失灵”，可引入外部“关系中介”（如公益组织）打破社群边界，降低内外资源对接成本；针对“规范僵化性失灵”，需培育“关系型创新者”（社群中声望高且理解外部规则的成员），推动传统规范与现代效率原则融合。

　　综上，“关系人”假设重构了对经济行为的认知：非市场活动并非市场的“例外”，而是以关系网络为核心的稳定经济形态。这一视角不仅为非市场经济学的体系化构建奠定基础，更推动经济学从“单一市场理性”迈向“多元关系理性”，为复杂现实提供更完整的解释框架。

　　非市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体系，始终以“关系人”假设为根基——即个体行为深深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其决策与行动受亲缘、信任、规范等关系要素主导，而非单纯的市场理性。这一假设贯穿价值创造、资源配置、行为动机与制度规则四大理论维度，形成对非市场活动的完整解释框架（见表3）。

　　“关系人”假设下，非市场活动的价值创造并非源于孤立的个体劳动，而是根植于关系网络的互动与联结，呈现“关系密度决定价值厚度”的特征。

　　家庭作为最基础的关系单元，其价值创造核心是代际关系网络的延续与强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照料等无偿投入，不仅是人力资本的培育，更是代际情感契约的履行——通过日复一日的互动，将责任伦理、文化习俗嵌入子女的关系认知中（Coleman,1988）。这种价值无法用工资核算，却通过“亲缘关系强度”塑造个体的社会行为模式，成为宏观经济中社会资本的原始来源。

　　社区的价值创造聚焦于邻里关系网络的信任积累。居民共同维护公共空间、组织互助活动，本质是通过重复互动降低关系网络的“摩擦成本”，形成“熟人信任—协作规范—关系资本”的正向循环。例如，乡村社区的灌溉系统维护，看似是公共品供给，实则是邻里关系强度的试金石——关系密度越高的社区，公共品维护的参与度与持续性越强，这种“关系资本”最终转化为社区的经济韧性（如应对自然灾害时的快速动员）。

　　公益组织的价值创造则依赖与的关系联结。其核心并非直接生产物质财富，而是通过建立“捐赠者—组织—受助者”的信任链，将分散的社会善意转化为精准的需求满足。这种价值的衡量标准是“关系匹配度”——即组织与受助者的关系越紧密（如深入了解需求、持续跟踪反馈），社会公平的矫正效果越显著，这正是“关系人”假设中“群体认同维系”目标的体现。

　　与市场“价格筛选”机制不同，非市场资源配置以“关系人”的互动规则为核心，通过亲缘、邻里、使命等关系维度实现资源流向的排序，呈现“关系亲疏决定配置优先级”的特征。

　　家庭资源配置遵循亲缘关系主导的伦理逻辑。医疗、教育等稀缺资源的分配，往往以“代际责任”“情感依赖”为标尺——对老人的照料优先于短期经济收益，对子女的教育倾斜超越即时消费，这种选择源于“关系人”对家庭网络存续的重视，而非单纯的效用计算。例如，多子女家庭中，资源向弱势子女的倾斜，本质是通过平衡内部关系维持家庭网络的稳定性。

　　社区资源配置依赖邻里关系支撑的集体协商。从公共用地的分配到互助资金的调剂，社区通过“议事会”“习俗惯例”等机制达成共识，其核心是将个体诉求纳入邻里关系网络中权衡——优先满足与社区整体关系更紧密的需求（如儿童游乐设施、老人活动中心），这种“关系嵌入性”避免了市场配置中“强者通吃”的弊端。

　　公益组织的资源配置以使命关系驱动的需求排序为准则。捐赠资源的流向并非基于“回报率”，而是取决于组织与受助群体的关系深度——对关系越紧密的群体（如长期帮扶的困境儿童），资源投入的持续性与精准度越高。这种配置逻辑体现“关系人”对“群体认同”的追求：通过强化与特定群体的联结，实现公益使命与社会信任的双向强化。

　　“关系人”假设下，非市场行为的动机并非单一的“理性自利”，而是关系网络中规范、情感与理性的融合，呈现“关系质量决定动机强度”的特征。

　　社会规范是关系网络中的共识性约束。家庭中“尊老爱幼”的伦理、社区里“守望相助”的习俗，本质是关系网络长期互动形成的“行为公约”——个体遵循这些规范，既是为了获得关系网络的认可（如社区声誉），也是维护自身在网络中位置的本能。例如，村民参与义务修路，并非计算个人收益，而是担心“不参与会被邻里疏远”，这种动机根植于对关系网络的依赖。

　　道德认同是关系网络中的价值共鸣。社区志愿者的持续投入、公益从业者的低薪坚守，源于对“互助”“公平”等价值的认同，而这些价值正是关系网络的核心纽带。当个体感知到自身行为与关系网络的核心价值一致时，会产生强烈的“意义感”，这种动机的持久度远超物质激励。

　　情感联结是关系网络中的情感依赖。父母对子女的无私付出、邻里间的紧急互助，本质是关系网络中情感积累的自然流露。“关系人”对情感的需求，使其在面对亲近关系时，会自发产生“利他倾向”——这种动机无法用市场理性解释，却能在关系网络中形成稳定的互助预期。

　　非市场活动的制度规则，本质是关系网络的显性化与固化，其设计与运行始终围绕“维系关系网络稳定性”展开，呈现“关系复杂度决定制度弹性”的特征。

　　家庭制度以隐性契约为核心，是亲缘关系的长期沉淀。婚姻中的责任承诺、代际间的赡养默契，虽无法律强制力，却通过“亲情黏度”形成强约束力——违背隐性契约会导致关系破裂（如家庭声誉受损、情感疏离），这种成本远高于显性惩罚（Coontz,2005）。例如，传统社会中“养儿防老”的默契，正是通过代际关系的持续互动，将制度需求内化为情感共识。

　　社区规则呈现“习俗—公约”的渐进演化，是邻里关系的共识结晶。从传统村落的用水禁忌到现代小区的业主公约，社区规则的形成始终遵循“关系网络的最大公约数”——规则内容必须适配邻里关系的密度（关系越紧密，规则越依赖默契；关系越松散，规则越需要显性化）。其执行依赖“声誉机制”：违背规则者会被贴上“破坏邻里关系”的标签，这种软性约束往往比法律更有效（Ostrom,1990）。

　　公益组织的制度体系是“正式规则+关系治理”的融合，既需规范组织与外部捐赠者、受助者的关系，也需协调内部成员的协作。理事会、财务公开等正式制度，本质是降低组织与外部关系的信息不对称；而行业伦理准则、使命认同则是强化内部关系凝聚力的纽带——二者共同确保组织在“关系人”网络中保持信任度。

　　非市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通过“关系人”假设串联，揭示了非市场活动的本质：一切价值创造、资源配置、行为选择与制度设计，都是关系网络互动的结果。这种视角突破了市场经济学的“理性人”局限，为理解家庭、社区、公益组织等非市场领域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分析框架。

　　非市场活动的复杂性与“关系人”行为的嵌入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单一框架，构建“跨学科融合—案例深描—量化验证”的三维体系。这些方法既回应了“关系人”行为中“关系密度”“情感强度”等核心要素的测量挑战，又保留了对社会文化语境的敏感性，共同构成解析非市场机制的方法论基础。

　　“关系人”的行为根植于社会网络、文化规范与心理动机的交织，单一学科难以完整阐释。跨学科方法通过多理论工具的对话，构建立体分析框架。

　　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为解析“关系人”的互动基础提供核心工具。它将家庭、社区视为由“关系节点”（个体或组织）与“联结强度”（互动频率、情感投入）构成的网络系统，通过密度（节点连接紧密程度）、中心性（核心行动者的影响力）等指标，揭示资源流动与权力结构对“关系人”决策的影响。例如，社区公益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可识别出占据网络中心的“意见领袖”——他们通过高频互动积累的信任资本，能使公益项目的参与率提升40%以上，这正是“关系人”依赖网络协作的典型表现。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则聚焦“关系人”行为的文化意涵，通过“参与式观察”捕捉非市场规则的隐性逻辑。研究者长期嵌入“关系人”的日常生活，记录亲属互助的对话细节、社区习俗的仪式流程，揭示“关系人”行为背后的文化密码。如对农村宗族互助的田野调查发现，农具“无偿借用”实则遵循“人情债”的隐性契约——今日出借的工具会转化为明日求助的“关系凭证”，这种规则虽无法律约束，却因“面子机制”形成比市场合同更强的约束力，印证了“关系人”对群体认同的重视。

　　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则破解“关系人”的动机黑箱。传统“理性人”假设难以解释利他行为，而前景理论则可拓展为：“关系人”在非市场决策中，对“关系损失”（如拒绝帮助引发的内疚、社群排斥）的敏感度远超对“物质收益”（如感谢、声誉）的追求。公益捐赠实验显示，当宣传语从“帮助100人脱贫”（收益框架）改为“若不捐赠，100人将持续贫困”（损失框架）时，捐赠意愿大幅提升，这正是“关系人”为维护群体情感联结而产生的非对称价值判断。

　　“关系人”的行为因文化、制度语境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案例分析法通过深度解构典型场景，提炼“关系人”互动的共性规律。

　　家庭领域的案例聚焦“关系人”的伦理决策逻辑。双职工家庭的“弹性分工”（父母轮值育儿）与传统家庭的“性别角色规范”（女性承担主要家务），本质是“关系人”对不同“关系优先级”的回应：前者优先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外部关系”，后者则遵循代际传承的“内部伦理”。两种模式无绝对优劣，但共同印证了“关系人”的决策始终以维系家庭网络稳定性为核心，而非单纯的效率计算。

　　社区案例侧重“关系人”自组织治理的生成机制。成功的社区协作（如灌溉系统管理）往往是“关系人”在反复互动中形成的“局部知识”产物。对生态社区合作社的案例追踪发现，其资源整合能力取决于三项“关系规则”：基于熟人监督的违约惩罚（如公开批评）、按需求而非身份的分配原则（如优先保障老人用水）、“关系补偿”机制（多贡献者获得社群荣誉）。这些规则虽无成文契约，却因贴合“关系人”的信任逻辑，使公共资源的利用率比市场承包模式高30%。

　　公益组织案例则揭示“关系人”如何平衡使命与效率。教育扶贫基金会的追踪研究显示，成功组织会构建“关系导向”的混合评估工具：既监测资金覆盖率（市场效率指标），更关注受益儿童的“情感联结强度”（如对志愿者的信任度、社区归属感）。这种评估体系避免了纯市场逻辑下“重数量轻质量”的异化，印证了“关系人”假设中“社会价值优先”的核心诉求。

　　“关系人”行为中的“情感投入”“信任强度”等要素虽难以直接货币化，但通过指标转化与工具创新，可实现系统性度量(见表4）。

　　时间投入核算是量化“关系人”家庭劳动的基础工具。通过记录“关系人”在育儿、照料等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结合市场替代价格（如家政工资），将无形劳动转化为价值量。研究显示，女性在家庭非市场劳动中的时间投入是男性的1.8倍，其中60%用于维系代际情感（如陪伴老人、辅导子女），这种量化结果为“关系人”的性别分工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社会资本指数将“关系人”的社区协作“软特征”转化为“硬数据”。该指数包含“关系密度”（邻里月均互助次数）、“信任强度”（愿意向他人借钱的比例）、“规范认同度”（对“互助守约”的赞同率）等维度，能有效解释区域经济差异。例如，研究调查发现浙江乡村的社会资本指数上升，村民间的非市场借贷规模也会增长，这正是“关系人”通过网络协作降低交易成本的体现。

　　针对“关系”本身的专属计量模型进一步突破测量瓶颈：①通过“互动频率×情感投入度”（如每月互助次数×每次付出时长）衡量关系强度；②通过“违约成本”（如宗族内违约者面临的婚丧嫁娶排斥风险）测算规范约束力；③以“节点连接数/总节点数”反映网络密度。浙江“村企互助”模式的显示，这些指标每提升1个单位，非市场协作的交易成本发现明显降低，印证了“关系人”假设中“关系质量决定效率”的核心命题。

　　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则为动态监测“关系人”行为提供新工具。通过分析共享单车APP的用户互评数据发现，社区“信任评分”每提高10分，车辆共享频率增加，揭示了“关系人”的信任网络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影响。

　　这些方法的协同运用，既避免了单一量化对“关系人”情感维度的消解，又克服了纯粹质性研究的推广性局限。它们以“关系人”假设为共同起点，通过解析关系网络、文化规范与心理动机的交织影响，为非市场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支撑，使其既能深入阐释家庭互助、社区协作等现象的本质，又能为政策设计提供可操作的分析工具，最终实现对“关系人”行为的全景式理解。

　　非市场经济学的理论价值，最终需通过政策设计与实践创新转化为现实效能。从家庭政策的价值重构到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再到公益组织的模式突破，其核心是将“非市场活动的经济合理性”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率的协同提升（见表5）。

　　传统研究聚焦计划经济、家庭经济等经典形态，非市场经济学在数字时代延伸出更丰富的解释维度，为新兴现象提供了全新分析框架：

　　数字社群的非市场协作展现出惊人效能。维基百科的内容生产依赖“志愿贡献+编辑规范”，无货币交易却形成全球最大知识库，其效率源于“声誉激励”（编辑者的署名权与社群认可）与“模块化分工”（非市场的任务分配机制）。类似地，粉丝社群的“打榜”行为以时间、情感投入替代金钱消费，资源分配逻辑是“情感认同强度”而非“购买力高低”，印证了“关系人”假设中“群体认同优先”的行为逻辑。

　　平台经济中的非市场治理正在重塑交易秩序。电商平台的“信用评分”体系既非政府监管，也非市场交易，而是技术赋能的非市场规则：卖家信用等级由用户互评决定，违约者面临搜索降权（非市场惩戒），其治理效率甚至超过部分法律条款。这种“技术+社群”的非市场机制，通过算法将关系网络中的信任约束显性化，降低了陌生人交易的协调成本。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非市场逻辑同样显著。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国家间自愿减排协议”依赖国际共识与声誉压力，而非市场交易。非市场经济学框架可解释：小国更愿参与（通过履约获得国际声誉），大国倾向“搭便车”（需通过“议题关联”等非市场机制约束），这正是“关系人”假设在国际层面的延伸——国家行为嵌入全球声誉网络，其决策需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关系维护。

　　传统家庭政策将育儿、照料等非市场劳动视为“私人领域责任”，仅通过税收减免等间接方式补偿，既低估其社会价值，也加剧性别分工不平等。非市场经济学推动政策逻辑转向“社会投资视角”，将家庭非市场劳动视为“人力资本生产的基础环节”。

　　挪威“父母育儿假制度”是典型实践，核心在于“强制性性别平等条款”：父母共享49周全薪产假，父亲必须单独休假12周（否则假期作废）。这一设计基于“育儿是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Gauthier,2007），既提升父亲参与度、均衡家庭分工，又保障女性就业率，突破了“市场收入决定价值”的偏见。

　　乌拉圭“家庭照料津贴”探索了非市场劳动的量化补偿路径，对照顾老人或残障成员的家庭发放专项补贴，以“每日照料不少于8小时”为核心条件。其创新在于将模糊的“照料行为”转化为可核查的“时间投入”，既减轻家庭负担，又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印证了对非市场劳动制度化认可的双重效能。

　　公共服务传统模式依赖政府或市场“单向供给”，常面临效率低下或覆盖不足问题。非市场经济学提出“协同生产”理论，激活社区非市场协作网络，将居民从“服务接受者”转化为“参与生产者”。

　　印度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通过志愿者网络开展科普教育、公共卫生监测，形成政府难以替代的基层服务体系（Isaac和Tharakan,1995）。其成功关键在于利用社区成员的“在地知识”（如当地疾病传播规律）提升精准度，通过参与感培育集体责任感降低监督成本，证明非市场协作可放大公共资源效能。

　　首尔“共享城市计划”探索了非市场与市场的融合路径，通过提供公共空间（如闲置校舍改造的共享工坊）、建立信任评价体系，引导居民共享工具、技能。非市场信任网络降低了共享风险，适度市场机制（如技能交换的隐性定价）提升了资源流动效率，打破了“非市场与市场对立”的认知。

　　公益组织传统运作模式常面临“效率质疑”或“使命漂移”，非市场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评估”与“非市场制度设计”思路提供了新路径。

　　英国“大社会资本基金”的“社会影响债券”模式，引入私人投资者为公益项目提供资金，若达成预设社会目标（如降低青少年再犯罪率），政府偿还投资并支付回报。其核心是将非市场价值（如社会稳定）转化为可核算的“回报指标”，既解决资金约束，又确保使命聚焦，回应了非市场价值制度化认可的挑战。

　　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组贷款”模式，通过5人互助小组的连带责任，将传统信贷依赖的“抵押品”替换为社区“声誉约束”（Yunus,2006）。这种非市场制度的运用，既解决贫困群体缺乏抵押品的难题，又通过社区压力提升还款率，验证了非市场规范的独特效能。

　　这些实践共同印证：非市场经济学通过激活非市场活动的内在潜力，既能弥补市场与政府失灵，又能丰富经济社会的价值维度，最终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

　　市场与非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两种基本形态，并非孤立的平行体系，而是通过互补、转化与协同构成动态平衡的经济生态（见表6）。这种互动远超“市场主导、非市场补充”的传统认知，既体现为对市场失灵的功能性填补，也包含活动边界的动态调整，更孕育着混合模式的创新可能。

　　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供给、信息对称等领域的固有缺陷，为非市场机制提供了天然作用空间。在公共物品领域，市场因“搭便车”困境难以有效供给，而社区互助与公益组织通过社会资本积累，能以更低成本达成协作。美国消防服务的演变印证了这一逻辑：19世纪前，社区志愿消防队（非市场）承担主要职责；城市化后商业消防公司因仅服务付费客户，导致火灾蔓延风险加剧；最终形成的“政府主导+志愿补充”模式中，志愿消防队员仍承担30%任务（Leeson和Sobel,2008），证明非市场机制是公共物品供给的长期稳定力量。

　　信息不对称情境下，非市场信任的补充作用更为显著。Akerlof（1970）揭示的二手车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源于市场难以克服信息差导致的交易萎缩。但社区网络中的非市场信息传递（如邻里口碑）能有效缓解这一问题，Coleman（1988）的研究显示，基于社区信任的交易纠纷率比陌生市场低60%。电子商务平台的“买家评价”系统，实质是将社区非市场信任转化为标准化市场规则，既保留信任核心价值，又适应大规模交易需求（Einav和Levin,2014），揭示出不同机制在降低交易成本上的情境优势。

　　市场与非市场的边界具有流动性，转化既可能是非市场活动的市场化延伸，也可能是市场扩张对非市场领域的侵蚀，背后是价值逻辑的重新定义。开源软件运动展现了非市场向市场的良性转化：Linux系统最初由程序员无偿协作开发（非市场）；随着企业对定制化服务的需求增长，逐渐形成“免费软件+付费服务”模式，Red Hat等公司的成功证明，非市场创造的知识公共品可成为市场创新的基础。这种转化的关键是保持非市场核心价值（如知识共享），同时借市场机制扩大影响力。

　　市场对非市场领域的侵入可能引发“动机拥挤”。Frey（1997）指出，金钱奖励介入本由利他动机驱动的非市场行为时，可能削弱内在责任感。以色列日托中心的实验印证了这一点：对迟到家长罚款后，迟到率反而上升，因家长将行为从“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市场交易”（Gneezy&Rustichini,2000）。这警示我们，市场逻辑的无限扩张可能摧毁非市场协作的伦理基础，需通过制度设计划定合理边界。

　　社会创新实践正探索市场与非市场协同的新形态，这些模式既非单纯逐利，也非纯粹奉献，而是通过机制设计实现目标与手段的共生。英国“乐施会公平贸易商店”是典型代表：通过市场销售（咖啡豆、手工艺品）获取利润，全部用于扶贫公益，既保持“消除贫困”的非市场目标，又利用市场效率扩大帮扶规模。这种模式将非市场目标植入市场流程，使每笔交易都成为公益载体，实现“做善事”与“可持续”的兼容。

　　政府购买服务体现了公共部门对协同的主动运用。美国“社区服务就业计划”通过政府出资，由社区组织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料，成本比政府直接供给低，满意度更高。其逻辑在于：政府提供资金（市场元素），社区组织利用非市场网络（志愿者资源、邻里信任）降低成本，既避免政府直接供给的官僚化低效，又克服纯市场服务的逐利性偏差。这种协同证明，市场与非市场的最优关系是通过机制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提升社会福利。

　　市场与非市场的互动，本质是人类应对复杂经济问题的策略组合。在不同情境下或互补、或转化、或协同，核心是通过多元机制的灵活配置弥补单一模式局限。理解这种互动，既能打破“市场万能”或“非市场理想化”的认知偏见，更能为设计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提供理论指引。

　　非市场经济学的发展始终在理论局限与创新突破的张力中前行，其成熟既需要破解固有难题，更需重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以回应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非市场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对传统经济学的“量化崇拜”构成根本挑战。Sen（1999）指出，亲情陪伴、社区归属感等非市场价值属于“内在善”，其核心是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而非工具性的效用总和。若强行以货币尺度核算（如用家政服务价格衡量母亲育儿的价值），实则消解了其人文意涵。这要求非市场经济学必须建立“多元价值坐标系”，将质性指标（如社会联结强度、文化认同感）与量化数据置于同等地位，避免价值评价的单一化。

　　跨文化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理论普适性的困境。集体主义文化中，社区互助可能源于“义务伦理”（如中国农村的人情往来），而个体主义文化中类似行为更多基于“自愿选择”（如欧美志愿精神），这种动机差异使社会资本等指标在跨国比较中出现系统性偏差。未来研究需嵌入文化人类学视角，构建“情境敏感型理论”，避免将单一文化下的非市场行为模式绝对化。

　　方法论的革新是突破研究瓶颈的关键。实验经济学为解析非市场行为的微观机制提供了利器，Fehr与Gächter（2000）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证明，即便需付出个人成本，个体仍会惩罚搭便车者，这种非市场惩罚机制能使合作水平提升一倍以上。此类实验通过控制变量剥离干扰，为“利他偏好”“公平感”等非市场动机提供了因果证据，弥补了田野数据的内生性缺陷。

　　复杂系统理论则为理解非市场网络的涌现性开辟了新路径。社区互助、家庭分工等非市场活动形成的网络具有“自组织”特征——个体遵循简单规则（如“互惠互利”）互动时，会涌现出远超个体总和的集体秩序（Axelrod,1984）。基于Agent的计算机模拟技术，能动态呈现从微观行为到宏观效应的演化过程，解释传统线性模型无法涵盖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

　　非市场经济学正推动政策逻辑从“市场规模至上”转向“多元价值包容”。联合国《超越GDP》报告明确提出，将家庭无偿劳动、社会资本等非市场因素纳入国民账户，新西兰试点的“福祉预算”已将“家庭照料时间”“社区参与率”列为核心指标。这种改革的本质是重塑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使非市场价值获得制度性认可。

　　“基本收入实验”则探索了支撑非市场自由的经济基础。芬兰对失业者发放无条件基本收入后，参与者的志愿活动时间显著增加，心理健康状况改善（Kangas et al.,2019）。这一发现揭示：当个体摆脱市场收入的绝对约束，非市场活动的参与空间会自然拓展，为构建“市场与非市场平衡”的社会提供了启示——经济体系的终极目标不是最大化市场规模，而是为人类多元价值的实现创造条件。

　　非市场经济学的成熟，不仅需要理论与方法的突破，更需要重构经济学的“价值哲学”：承认市场与非市场活动都是人类满足需求的正当方式，在效率与公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种转型，既是对经济学边界的拓展，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回归。

　　本研究通过构建以“关系人”假设为核心的非市场经济学范式，系统揭示了非市场活动的运行规律与经济价值。研究发现，非市场经济学的核心突破在于突破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局限：“关系人”基于社会网络、文化规范与情感纽带展开决策，其行为动机不仅包含个体利益，更注重群体认同与关系维系，这一框架能有效解释家庭分工、社区互助、数字社群协作等传统理论难以涵盖的现象。从资源配置来看，非市场活动遵循“需求优先”与“关系协调”原则，其效率取决于关系网络密度、社会资本积累与文化契合度，而非单纯的价格信号；从机制互动来看，非市场与市场并非对立关系，而是通过互补（如社区信任填补市场信息差）、转化（如开源软件的商业化延伸）与协同（如公益组织的市场化运营）形成动态平衡，共同构成完整的经济生态。这些结论证实，非市场经济学作为独立分析范式，既填补了传统经济学对非价格领域的解释空白，也为理解经济活动的多元本质提供了全新视角。

　　非市场经济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理论层面，它打破了“市场中心主义”的认知惯性，证明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具有多样性——社会资本、文化规范与技术赋能等非市场要素，同样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驱动力，这为经济学开辟了从“单一效率论”到“多元价值论”的新路径。实践层面，研究为政策设计与社会创新提供了具体指引：在家庭领域，对育儿、照料等非市场劳动的制度化认可（如挪威育儿假政策）可缓解性别分工失衡；在社区治理中，激活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如印度民众科学运动）能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在数字时代，理解粉丝社群、开源协作等非市场新形态的运行逻辑，可为平台治理与创新生态构建提供依据。这些应用场景印证了非市场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

　　未来研究可在三个方向深化：一是推进“关系人”假设的精细化分析，结合神经科学与行为实验，揭示关系网络影响决策的微观机制，如信任强度与利他行为的量化关联；二是加强跨文化比较研究，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非市场机制的差异（如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社会中社区协作的动机分野），构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框架；三是关注技术革命对非市场活动的重塑，如人工智能对社群信任的影响、元宇宙中新型协作规则的形成等，为数字时代的非市场经济学发展提供前瞻性探索。随着研究的深入，非市场经济学将不仅丰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能为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经济社会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撑。

　　赵恢林，经济学博士，现任汕头大学教师及硕士生导师。他在研究生阶段三度荣获排名第一的国家奖学金。近年来，他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身份在《产业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南方经济》、《劳动经济研究》等CSSCI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独立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广东省社科等项目。此外，他在公众号《宏观发展研究》发表原创文章200多篇，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包括“双元理性假设”、“算法人”假设、相对风险理论、交易价值理论、消费极限理论、全球产业链重构周期理论、政府资本论、循环共生分配理论、相对资源配置理论、泛价值理论、复平面上的经济均衡理论、经济元素周期表、AI无限劳动力供给理论、产业周期表、量子空间经济学、量子产权博弈模型、量子预算理论、量子贸易纠缠理论、量子纠缠契约理论、时间价值经济学、认知协同经济学、中医经济学、化学经济学和元经济学等众多理论和学科分支，累计字数260万字以上，阅读量达到十几万，阅读人次上万人。学校个人网站：赵恢林-汕头大学商学院。

　　[1]赵恢林.非市场经济学：基于“关系人”假设的经济学新范式[EB/OL].宏观发展研究，2025-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