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胡奇才回忆在历史转转弯中

　　把红军改编到军队的统一序列中，相当一部分指战员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不用说别人，就我这个师政委也难以转过弯子来。我们从鄂豫皖到川陕边，又历经艰险到陕北，几乎个个都是九死—生。多年来眼看着那么多的亲人和战友倒在军队的屠刀和枪炮下。当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一传开，我们全师内部许多人产生一股怨恨、困惑、沮丧、委屈的情绪。

　　我记得，当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之后，有位干部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军装、戴帽子。”

　　这位团长家住安徽金寨县，1930年参加红军后，把他家给抄了，妻子被杀害，丢下的儿子不知去向；弟弟被迫更名换姓流落他乡……类似这位团长遭遇的人不少，他们对改编成八路军不理解，实在不足为怪。

　　三原历史悠久，城区面积虽然不大，街道、房舍的布局还算严谨整齐。城西北角有一座城隍庙，气势宏伟，颇有特色。

　　我们12师同4军军部，分驻在与三原相邻的泾阳县境内口镇和王桥一带。军部和机关驻扎在口镇一户农民家里。

　　口镇是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乡村小镇。它东临嵯峨山，西靠北仲山，两山之间，便是由甘肃平凉通往陕西三原和西安的大道。这个镇的房舍就建在大道两旁，人们称其为“口镇”，顾名思义，想必是关口险镇之意了。

　　在传达洛川会议精神之后，针对全师指战员出现的复杂情绪，我和师长张才干一块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目的在于分析研究全师指战员的思想状况，为改编前普遍进行一次思想教育作充分准备。这也是司令员—再要求我们做好的。

　　一是对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到国民政府军队序列中根本想不通的，只占部队总人数中的小部分。他们误认为红军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是投降了，牢骚满腹，抵触情绪很大。

　　二是思想上不通，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他们不言语，这种人占大多数。这些人中，有的打算离开部队回家种地；有的不想参加改编；有的等待观望。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刻不容缓。

　　根据全师指战员中存在的问题，师长张才千、副师长张学文、参谋长周裕发、政治部主任郑有生分别讲线条准则：一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改编的命令；二是个人一时想不通，要以大局为重，克制自己言行，绝不能把想不通的思想情绪传染给下级；三是加强工作责任感，深入连队，耐心做说服教育工作。严禁简单粗暴和马虎草率。有情况及时请示和汇报。

　　我们最后议出个“抓先进，带落后”的思想教育方法，并提出：重视那些暂时顶牛的，不能急躁，要耐心地说服等待。

　　王桥镇驻扎的是原援西军司令部直属队，我们师34团的一部分部队奉命在那里担任警戒任务。这是一个小镇，镇上只有一条狭窄街道。34团执勤部队就驻在镇子桥头一侧的一个小村庄里。

　　我们12师指战员大多数是苦大仇深出身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由点到面地搞了“忆苦思今”教育。“苦”就是忆在当红军前的家庭苦和自身苦；忆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剥削苦；忆地主、欺压吃不饱饭之苦。“思今”，就是思念党和红军的恩情；思红军中官兵平等、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思当前国破家亡的严重现实。

　　忆苦思今”活动，先是在34团开展的，后来，在全师普遍进行，有效地调动和激发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感情。不久，全师暂时想不通的，迅速提高了认识，防止了因一时想不通而产生离队思想或意外事故发生。

　　把红军改编到军队的统一序列中，对红军大部分指战员来说，无疑是意料之外的事。．对这巨大变化不做好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之适应这一变化，从而保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令行禁止，是不可相象的。不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是，如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果真发生了，谁能保证人人都会欣然接受呢?

　　在做好指战员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既高瞻远瞩，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历史急转弯日子里，一连好多天，与张浩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向指战员宣讲形势转变关头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与基本任务，不厌其烦地解释改编的意义和策略，表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风范与气度。比如，有的对改编想不通，要回家种田，反对穿军装，戴帽徽。的话，就很能叫人信服和接受。他说：‘我也不愿穿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

　　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穿军装，戴帽徽，那只是外表，我们军队的实质一点没变，就跟西瓜一样，皮是绿的心是红的。”

　　还耐心地发动大家学习和讨论，通过指战员自我教育来明辨是非。讨论中，有的人联系到半年多前的西安事变。当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活捉了蒋介石，红军个个兴高采列。后来又听说中央派周恩来参加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放掉了蒋介石。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解和气馁，经过教育和讨论，终于明白了放蒋介石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的英明决策。

　　及时抓住讨论中出现的这个事例，把它同怎样正确对待改编联系起来，收到了明显效果。指战员们也都心服口服地说：“相信党中央，不能凭感情，还要不断提高政策与策略水平，不然的话，会跟不上形势的。”

　　还教育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要抓紧时间认真学习。他循循善诱地说，面对形势的巨大变化，急需用革命的理论充实自己，同的·还要抓紧研究一下如何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战争，我们该怎样对付他们。

　　动之以情，深于父母：晓之以理，细如春雨。要点燃别人， 自己就应该是一团火；要以情感人，自己先捧出—颗温暖的心。感情和哲理，虽然不是一个东西，但感情化了的哲理，更容易赢得人心。三分含情，七分叙理，是成功的思想教育的秘诀。

　　1937年9月6日，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原援西军部队在石桥镇召开改编誓师大会，举行换装、阅兵仪式。

　　9月，正是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的季节。可这一天却显得有点特别，清早还是晴天，不一会儿，便天低云浓，细雨点点。援西军所属部队陆续向石桥镇的会场开进。

　　我师的3个团，很早就集合齐了。当我们师全体指战员开进广场时，红10师、红29军、红30军、陕甘宁1、2、3、4团等兄弟部队也先后开进广场。不多会儿，广场站满了人，足有13000之众。

　　所谓广场，其实是个草石滩。地上草少砾石多，面积大而且平坦。广场的正南方，搭起一个土台子，上面用芦席围成一个主席台。台上陈设极其简单，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只茶杯。台中央挂着两面旗子：一面是旗，一面是中国镰刀斧头旗。台子两边的支柱上，贴有几幅醒目的标语：

　　雨成串地落下来。检阅台上无遮无掩，、张浩等任凭风吹雨打。一位参谋找来雨衣给披上。说：“你知道为将者应当‘冬不衣裘，夏不张盖’吗?”参谋赶紧把雨衣收起来了。

　　29师师长、政训处长张浩、政训处副处长；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飙；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

　　从这一天起，我们红12师取消原番号，新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原红12师所辖的34、35、36团，分别改编为770团第1、2、3营。

　　改编后，所有干部均降级配置。新编770团的领导干部是：团长张才干、副团长胡奇才、参谋长袁渊、政训处长肖元礼、政训处副处长余非。1营营长卜万科、教导员陈生续；2营营长张学文、教导员王厚安；3营营长张德发、教导员江洪海(开始是位姓陈的，不久调走了)。

　　担任大会总指挥的新编129师386旅旅长陈赓，身着崭新的八路军服装，佩着鲜红的总指挥绶带，英俊威武地站在检阅台中央，高声说：“请师长讲话。”

　　首先谈了改编的意义。他简要概述了全国和华北的抗日形势。随后，他说：“经过我们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我们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跟合作抗日。”

　　在谈到如何对待这次改编时，他加重了语气，“对改编这件事需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他拿出一顶军帽，指着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们，为了救中国，暂时跟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那顶黄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

　　和张浩、乘马绕场一周，一一检阅了129师的各支部队。这时的副师长、参谋长倪志亮还在延安，尚未到任。我们看到刘师长全身湿透，两腿紧夹马身，腰板挺直，右手标准地行着举手礼，一派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禁产生由衷的敬意。刘师长已经45岁了，从投身辛亥革命起，出生入死几十年，带着一身创伤。如今肩负师长重任，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处处率先垂范。这使我想到他在长征中率部一路过关夺隘，到左路军、援西军后带兵、练兵等，样样受人称道，不由得对今后在他领导下进行对日作战，充满了胜利信心。

　　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

　　领读一句，大家齐声复诵一句。声浪气壮山河，在广场上空回荡，显示着129师全体将士誓死抗日救国的钢铁意志。

　　散会后，我和张才干、肖元礼等继续向全团指战员做思想工作。可有的战士思想仍转不过弯来。有的说：“服从命令可以，就是不想戴‘遭殃军’的这种帽子。”也有的说：“我们戴红星帽是当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如今换上这‘狗牙齿’帽子，算是什么人?”有些一看到那顶缀着“”帽徽的军帽，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有的人硬是不把军帽戴到头上，而是拿在手里，或挟在腋下，还有的把它揣在衣兜里。

　　为了严格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师部组成了警卫队，一方面指挥各部队按规定着装，一方面监督大家认真换装。那时候，警卫队的走到哪里，哪里的干部战士就赶忙把缀有“”帽徽的帽子扣到头顶上。而警卫队一走过去，战士们又把帽子从头上拿下来。

　　针对部队存在的这些现象，除了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以外，别无他法。我们再三向大家讲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是为了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就像西瓜那样“外青内红”的道理。绝大部分渐渐转过弯来，按上级命令行事了。但仍有极个别的人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当时，不光有的战士离开了部队，有极个别的干部也不辞而别了。有位叫张昌厚的，早先，我在33团当政委时，他当团长。他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到部队时，一时没安排职务，加之，对部队改编有看法，就擅自离开部队，回安徽金寨老家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给我来过一封信，要求落实政策。正当我如实地向组织上反映情况时，他不幸病故了。

　　原来打算部队改编后，在山西侯马上火车，开往雁门关、五台一带去打日本鬼子。我们在做思想动员工作时，指战员们情绪高涨，斗志昂扬，都希望尽快出动。不料，我们的任务发生了变化。

　　原来，来了命令，129师大部开赴抗日前线团随师部上前线团开赴甘肃陇东地区留守，与当地地方武装相配合保卫陕甘宁边区西面和南面的安全。385旅前身的红4军自成立后从未分开过，现在因大局所需，一分为二，各奔东西，大家不免怅然难舍。但是革命需要，也只能坚决服从。几天后，129师主力向东向敌后开进，我们便向西开赴陇东地区。

　　我们留守陇东地区，包括庆阳、环县、华池、驿马、镇原、正宁、宁县和旬邑等地。王宏坤旅长率旅部及直属队驻庆阳城内。我们770团驻驿马关等地。

　　那天，我们团部往驿马关开进时，我带领1个骑兵班走在前面。下午，路经西锋镇时，不料，已有军队驻扎在那里了。我们通过西锋镇街道时，亲眼看到了兵的岗哨。我唯恐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就命令大家快马加鞭，一鼓作气通过了西锋镇。黄昏时分，赶到驿马关，幸好没出乱子，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团部住的房子不大，但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和团长张才千住在一个买卖人的店房里，共同睡在一铺炕上。洗脸用一个盆，一条毛巾，不分彼此，十分融洽、和谐。

　　晚饭后，我们—起到街上散步，和参谋、干事见了面，说说笑笑，无话不谈，不分干部战士，极其亲密。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朝气蓬勃，没有任何牵挂，每天一大早就起床，以军号为令，下操、跑步，生活很紧张，精神很愉快，一切全都保持着红军优良传统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陇东地区，虽不是抗日前线，但由于它处于我们与交界处，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同时军事上又处于战略要地，所以任务并不轻松。在我们西、南面不远驻着蒋介石嫡系胡宗南13个军20余万人。这么多的兵力不上前线抗日，却留在这里，其目的是很明显的。他们一有机会，就来搞磨擦。我们得天天跟打交道。实际上也是斗争前线，只不过斗争对象和斗争方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