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具象化： 电视新闻评论的话语修辞分析

　　摘要：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电视评论叙事必然要借助修辞的说服效力，实现电视艺术话语所能达到的更高境界——借有形塑无形，以有限言无限的象征境界。电视评论叙事借助动态影像画面以及解说等表意介质之间的有效配合，成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话语载体，实现权力的输出与认知接纳。

　　巴特将修辞视为符号的含蓄意指，与卡西尔的“媒介物的中介”想法殊途同归——修辞借助符号的表意，从而协助人们认识世界、获得认知。符号学家、文学家艾柯也不乏相关论述：“不相容性通常就是作为合理的修辞游戏而被人们接受的”，在修辞的帮助下，人们借助中介物跨越不相容性和间接性的障碍，以领悟在彼端的意味。①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东方时空》等近年电视评论节目作为样本，从修辞的角度解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从选题到内容等不同层面的叙事文本，洞悉电视新闻评论话语的潜在传播、意识形态关系认同以及权力框架的建构，印证了修辞作为“媒介的中介物”的存在形态，形成了宏观层面的“现实建构”；而在中观层面，修辞则借助各种具体的辞格、修辞表征，搭建了传者与受者之间“共同想象”的桥梁，从而实现了话语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微观层面，借助具体的修辞意向、修辞符号意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评论审美形态，丰富了电视话语框架的表达方式。

　　主题修辞是《新闻1+1》评论叙事修辞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修辞手法，是将修辞贯穿于整个评论叙事的主题结构之中，是一种更为抽象、更为全面的修辞过程。例如，在《健康中国，如何从外到里？》节目中，整个主题即呈现为一种修辞表意过程，以“健康”隐喻政党廉洁、医疗保障的完善等，整个节目的展开贯穿于修辞表意之中，借助于修辞实现了“反腐”和“全面健身规划”“大卫生观念”两个看似无关主题的“无缝衔接”。

　　隐喻修辞。在主题中使用隐喻，使得评论对象被替换为一个具有相似点的其他事物，而隐藏了本体，从而实现对于抽象主题的形象叙述、增加评论的直观性。隐喻的“认知说”，是说隐喻是“以一个新的概念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可以产生新的思想，具有认知价值”②。隐喻修辞建构世界秩序的过程其实就是从审美到认知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隐喻是最核心的转义修辞方式。③例如，《打“妖精”，要念怎样的“经”？》将前海人寿等险资进入资本市场疯狂套利的个别企业和对象形象地隐喻为“妖精”，而治理“妖精”则用“念经”的隐喻，批判了利用险资套利的企业和对象，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这种行为要严厉打击的态度。《中药得了“病”，怎么治？》也是类似的隐喻用法，将中药行业存在的滥用药材、报价虚高、虚假宣传等问题以“病”来做隐喻，仿佛人生病一般是不正常的现象，从而与后面的“治病”所隐喻的治理行为形成了一种符合人类认知习惯的关系连接，生动形象地阐释了评论主题的内涵与意义。

　　提喻修辞。即用评论对象所指称内容所代表的部分或整体形象带替代原有的本体，包括了部分对整体的提喻，或者整体对部分的提喻。维柯指出，在人类最初的语言中，修辞主要通过以下四种转义方式参与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隐喻、提喻、换喻和反讽④。可见，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还与隐喻等其他修辞方式一同构成了人类理解和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例如，《“青山”和“金山”，真的无法兼得？》用“青山”意指整个优良的环境，相对应的“金山”则是指称牺牲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将提喻用于主题之中，用“山”的不同概念涵盖了更为深刻的思辨内涵、生动展现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增进了人们对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还有《安徽毛坦厂，“高考梦”工厂？》，用“梦工厂”来指代安徽毛坦某学校的性质，用整体替代了个体局部，同时，这种所谓的“梦工厂”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安徽，还在各个地区普遍存在，“梦工厂”的提喻关系突出了我国广泛存在的急功近利的高考教育模式，为整个主题的批判提供了鲜明的对象。

　　转喻修辞。转喻是将不相似却具有明确关系的两种事物建立起联系，直接用喻体来代替本体的一种修辞 *** ，转喻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共享的文化积淀，才能从喻体所指称的事物中借助于历史的文化认知知晓修辞的内涵。如《农民变市民，必须打破“玻璃门”！》中“玻璃门”即是一种转喻的修辞用法。“玻璃门”指代了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变中存在的透明却实在的障碍，这个障碍是由于我国经济、地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资源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用“玻璃门”的意象来指代这种潜在的障碍，观众能够深刻感知到“玻璃门”所指代的具体内涵，使得评论阐述更加有深度与思想性。还有《北京南锣鼓巷，需要什么“味儿”？》中“味儿”的转喻修辞，表达的是“味道”的意思，而味道与一条街巷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味道”意指街道的历史气息、特色风貌，代表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积淀，用“味儿”来表达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历史文化积淀，生动形象，同时也符合中国观众的认知品味。

　　反讽修辞。作为一种古典的文学修辞手法，反讽在当代有了更加直白的表意方式，即正话反说。对于评论叙事修辞而言，反讽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修辞方式，毕竟，陈述表达缺少了一种情感和态度，而反讽则增加了表意的情感色彩和生动感。如《暴雨中打捞中国城市！》虽然使用了加强肯定的表达，但“打捞”的表述则形成了一种讽刺，讽刺我国诸多城市一遇到暴雨就只能“看海”的建设漏洞，在讽刺现状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迫使城市的管理者思考合理规划和建设排水抗涝设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有《彩礼真贵，爱情就珍贵？》，用“真贵”与“珍贵”两个谐音的联句，表达现在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评论节目利用这种“顺口”营造了一种反讽效果，讽刺了某些男女以彩礼贵重程度来衡量爱情的拜金主义错误思想，引发人们的反思。

　　相对于在评论文本中具体的形式修辞表征来说，主题修辞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着眼于整体评论内容的修辞手法，主要针对节目整体修辞包装以及借助修辞而达到一定的评论内涵的表达。而形式修辞则主要是指在评论叙事中一些显著的、局部的修辞表现，这样的修辞形式借助语言或图像的形象表征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感官系统，从而带来更为强烈、直观的认知感受，增强评论观点之外的情感、态度和气势，从而丰富评论文本的内容，渲染中心观点，最终有利于达成评论观点的认知、认同与共鸣的效果。

　　评论标题修辞。标题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期待、决定了受众对于整档评论节目的之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直观意义上的“前文本”，即对节目的预告和评论情感的预设，为节目内容的展开和评论观点的认知认同效果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铺垫作用。中央电视台的几档评论节目都在标题的 *** 上体现出了鲜明的修辞艺术，从而提高了整个评论节目的档次和品质。《东方时空》评论标题的修辞特色有两个方面：

　　主标题的修辞表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先“慰灵”后“拜鬼”安倍内阁自摘面具！新闻时评：用两副面孔作秀闹哪出？》，一先一后、“慰灵”与“拜鬼”的前后对比，“面具”的比喻，将安倍带着不良政治意图进行的各种活动揭露出来，“拜鬼”“面具”的比喻则带有鲜明的讽刺和批判色彩，坚定地表达了作为国家媒体评论话语的立场和态度。还有《高空抛物：城市上空的杀手》这一评论标题，将高空抛物这一现象与“杀手”建立隐喻关系，直观呈现了“高空抛物”存在的巨大隐患，明确呈现了节目的主题，也增加了评论的亮点。

　　小标题明确了每节内容的主要观点和中心思想，丰富了评论节目的内涵。《东方时空》在评论节目标题 *** 上尤其是作为细节描述和分重点评析的小标题上，体现了修辞设置的感官效果和内涵价值——如在评论节目《纪检监察有案必查绝不姑息》的小标题中，无论是“权力”与“工具”相联系的批判，还是“纪委”与“保险箱”的否定式隐喻，或者“之一笔钱”“炸弹”“双面人生”的个案评析，都从不同角度形象地展现了当前个别官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丑恶嘴脸，也间接表明了党中央严惩腐败的决心和恒心，小标题所展现的分节内容形成了对于主标题内容的有效呼应与具体评述，强化论点、深化主题的同时丰富了原本枯燥的评论主题，给观众带来直观的感知体验。而《卡了壳的“光伏扶贫”》则用“卡了壳”这一通俗、直观的修辞表述，批评了当地 *** 官员的不作为行为，在增强普通受众的贴近感的同时提升了评论效果。而在国际议题上，将安倍的出访直接说成“拉拢外交”，在小标题中也分步骤、分细节明确回应了这种“拉拢外交”的实质所在：“合作牌”“推销武器”“豪掷大礼包”“情感拉拢”等小标题修辞形象生动地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安倍的虚伪、狡诈的形象，更为直观地形成受众对于安倍政治行为的舆论批判合力。

　　《新闻1+1》节目中，将评论主题所涉及的对象进行具有明显反差性质的并列陈述，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进而深化评论的主题和价值。如《“小”儿科“大”问题如何破解？》用一“小”一“大”的主题对比，突出了国内儿科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深化了主题价值。此外还有《父母“谈情”青年男女如何“说爱”？》用两个不同年龄群体之间“谈情”“说爱”的对比，展开评述不同年龄群体在互联网新时期的感情交流方式。

　　还有用谐音法将评论对象所涉及的用词与另一个发音相近的用词相互替换使用，形成巧妙的反思与质疑。如《台湾观光：“产业”因何变“惨业”？》中“产业”与“惨业”发音相似，但“产业”与“惨业”之间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境遇。在主题中用这样的谐音修辞法，体现了节目对于从“产业”到“惨业”转变的根本原因追寻的迫切性，从而增加了评论叙事的价值和意义。而《彩礼真贵，爱情就珍贵？》中用“真贵”与“珍贵”的谐音修辞潜在地营造了一种讽刺和质疑的态度，也鲜明地彰显了“爱情不能用彩礼来衡量”的主题。

　　《新闻1+1》在句式方面还有一种特殊的风格，即疑问与感叹的并用，如《互联网金融？不，是非法集资！》《医院“号贩子”：继续打！怎么治？》《音乐派对？涉毒派对！》《政务公开？必须的！》《闹剧结束！有人不愿意结束？！》……这些集反问、质疑与强调、反对等修辞手法与一体的标题形式，仿佛能够直观感受到评述主体的表情变化，能够直接感受到评述主体内心的情感波动，使得枯燥、沉闷的评论话语变得富含情感、饱含情绪，增强了评论节目的观看乐趣与感知体验。此外，还有排比句式的运用如《游船翻沉：预防呢？预警呢？应急呢？！》《土壤污染：怎么查？怎么管？怎么治？》《中央巡视“回头看”：看什么，怎么看？》，省略句或其他特殊标点句式的运用《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发出后……》《南海仲裁？不，“一张废纸”……》等，都直观形象地丰富了评论节目的表达，增加了评论叙事的感知体验，赋予当代电视新闻评论更加多元的内涵。

　　评论图像的表意修辞。电视新闻评论将一般的视觉画面上升为带有多重意指的符号，使受众在观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时形成一种潜在的符号能指与所指游戏，从而深化评论的表意内容，形成电视新闻评论的独特内涵。

　　象征符号的画面表意。所谓“象征符号”，是指在电视评论节目画面中出现的带有显著象征意义的特指符号，这种象征符号因为文化习俗或者长期的使用习惯而形成了群体之间的认同性解读，即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借助这个符号能指能够立即在脑海中产生意义，从而达到“意会”的效果。例如在《健康中国，如何从外到里？》的节目叙事中，多次出现飘扬国旗的特写以及更高人民法院、检察院的俯拍全景画面，其中国旗、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典型的符号，象征着政党、国家审判和监察机关。按照巴特对于符号“神话”的解读，符号之一层能指与所指关系同时又构成了更进一层符号表意的能指基础，不断延伸出新的意指，最终成为一种“神话”表意的存在。国旗和法院、检察院的之一层符号意指又产生了诸如国家稳定、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等内涵的第二层符号意指，这层符号表意系统再进一步，可以解读为评论节目的主题“健康中国”的理念。就这样，电视评论节目利用象征符号的画面表意，实现了巴特所称的“神话”意指，最终凝聚并指向电视新闻评论的抽象内涵与潜在思想价值。

　　镜头语言的浮动意指。镜头语言也就是利用摄像机镜头的推拉摇移等拍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视觉系统从而产生的具有丰富意味的表意方式，就像文字系统中的“语言”表意的前提是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镜头也因为拍摄方式的结构而具备了表意的功能从而形成独立于文字的“语言”系统。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这种利用摄像机拍摄方式的变化来塑造不同镜头、达成多元化的表意“语言”的画面也非常丰富。如在《美日“和解”，如何解？》的评论叙事文本中出现了安倍在珍珠港面对众多二战老兵幸存者发表演讲的画面，并给他一个清晰的表情特写，此时的画外音为现场记者王梦：“在今天的访问中，安倍首相只悼念，并没有道歉，而且安倍悼念的重点是2300名在珍珠港这个地方阵亡的美国将士，而在中国、缅甸、朝鲜等十几个亚洲国家、在亚洲这个广袤的土地上阵亡的那些民众还有军人，安倍只是一笔带过。是有提到，但只是一笔带过。”这段解说配合特写的镜头画面，赋予了安倍的悼念一种虚伪、作秀的性质，而安倍形象所代表的日本 *** 也在这种特写镜头的意指中被打上了深深的“伪善”“右翼军国主义”和“不友好”的烙印。而在《灾后瞒报，人命岂能瞒报？》的评论叙事文本中，多次出现了当时泥石流和洪灾的长镜头、空镜头画面，这些来势汹汹的泥石流和洪水与画外音解说中当地 *** 对于遇难人数瞒报的事实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汹涌的泥石流潜在表达了当时灾情的严重和波及范围之广，更加凸显了当地 *** 预警救灾之不力、形成了对于灾后隐瞒灾情错误行为的警示作用。

　　特效画面的符号游戏。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后期动画等特效技术的进步，电视评论节目也增强了特效画面的运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画面表意，更加有力地配合文字深化电视评论节目的表意内涵。如在《美日“和解”，如何解？》的节目文本中，画外音宣读二战期间美国志愿援华“飞虎队”成员的 *** 时，画面出现了特效 *** 的信封和信纸，同时在背景叠影出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像。这个特效画面印证了这位“飞虎队”成员质疑安倍唯独选择珍珠港悼念的 *** 不仅仅是其个人行为，叠影南京大屠杀的画面更作为一种有效证据证明了安倍悼念行为背后逃避历史、推卸责任的错误历史观。

　　电视评论叙事借助动态影像画面以及解说等表意介质之间的有效配合，成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话语载体，实现权力的输出与认知接纳。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电视评论叙事必然要借助修辞的说服效力，从而实现电视艺术话语所能达到的更高境界——借有形塑无形，以有限言无限的象征境界。⑤电视新闻评论所要达到的象征境界就是权力的象征境界，一种潜移默化之间对于权力关系的认同与接纳。从这个角度而言，修辞与评论叙事尤其是电视评论叙事具有天然的共通性质——修辞借助相似性实现抽象事物的具象认识，相似性借助想象完成一事物通达另一事物的认知过程。对于电视评论来说，最终要达成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输出是高度抽象的，只能借助于具体的事件、某个突出的现象建立相似性关系，从而实现电视评论的传播效果，也就是达到最终的权力认知乃至认同。

　　摘要：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电视评论叙事必然要借助修辞的说服效力，实现电视艺术话语所能达到的更高境界——借有形塑无形，以有限言无限的象征境界。电视评论叙事借助动态影像画面以及解说等表意介质之间的有效配合，成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话语载体，实现权力的输出与认知接纳。

　　巴特将修辞视为符号的含蓄意指，与卡西尔的“媒介物的中介”想法殊途同归——修辞借助符号的表意，从而协助人们认识世界、获得认知。符号学家、文学家艾柯也不乏相关论述：“不相容性通常就是作为合理的修辞游戏而被人们接受的”，在修辞的帮助下，人们借助中介物跨越不相容性和间接性的障碍，以领悟在彼端的意味。①

　　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东方时空》等近年电视评论节目作为样本，从修辞的角度解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从选题到内容等不同层面的叙事文本，洞悉电视新闻评论话语的潜在传播、意识形态关系认同以及权力框架的建构，印证了修辞作为“媒介的中介物”的存在形态，形成了宏观层面的“现实建构”；而在中观层面，修辞则借助各种具体的辞格、修辞表征，搭建了传者与受者之间“共同想象”的桥梁，从而实现了话语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微观层面，借助具体的修辞意向、修辞符号意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评论审美形态，丰富了电视话语框架的表达方式。

　　主题修辞是《新闻1+1》评论叙事修辞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修辞手法，是将修辞贯穿于整个评论叙事的主题结构之中，是一种更为抽象、更为全面的修辞过程。例如，在《健康中国，如何从外到里？》节目中，整个主题即呈现为一种修辞表意过程，以“健康”隐喻政党廉洁、医疗保障的完善等，整个节目的展开贯穿于修辞表意之中，借助于修辞实现了“反腐”和“全面健身规划”“大卫生观念”两个看似无关主题的“无缝衔接”。

　　隐喻修辞。在主题中使用隐喻，使得评论对象被替换为一个具有相似点的其他事物，而隐藏了本体，从而实现对于抽象主题的形象叙述、增加评论的直观性。隐喻的“认知说”，是说隐喻是“以一个新的概念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可以产生新的思想，具有认知价值”②。隐喻修辞建构世界秩序的过程其实就是从审美到认知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隐喻是最核心的转义修辞方式。③例如，《打“妖精”，要念怎样的“经”？》将前海人寿等险资进入资本市场疯狂套利的个别企业和对象形象地隐喻为“妖精”，而治理“妖精”则用“念经”的隐喻，批判了利用险资套利的企业和对象，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这种行为要严厉打击的态度。《中药得了“病”，怎么治？》也是类似的隐喻用法，将中药行业存在的滥用药材、报价虚高、虚假宣传等问题以“病”来做隐喻，仿佛人生病一般是不正常的现象，从而与后面的“治病”所隐喻的治理行为形成了一种符合人类认知习惯的关系连接，生动形象地阐释了评论主题的内涵与意义。

　　提喻修辞。即用评论对象所指称内容所代表的部分或整体形象带替代原有的本体，包括了部分对整体的提喻，或者整体对部分的提喻。维柯指出，在人类最初的语言中，修辞主要通过以下四种转义方式参与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隐喻、提喻、换喻和反讽④。可见，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还与隐喻等其他修辞方式一同构成了人类理解和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例如，《“青山”和“金山”，真的无法兼得？》用“青山”意指整个优良的环境，相对应的“金山”则是指称牺牲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将提喻用于主题之中，用“山”的不同概念涵盖了更为深刻的思辨内涵、生动展现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增进了人们对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还有《安徽毛坦厂，“高考梦”工厂？》，用“梦工厂”来指代安徽毛坦某学校的性质，用整体替代了个体局部，同时，这种所谓的“梦工厂”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安徽，还在各个地区普遍存在，“梦工厂”的提喻关系突出了我国广泛存在的急功近利的高考教育模式，为整个主题的批判提供了鲜明的对象。

　　转喻修辞。转喻是将不相似却具有明确关系的两种事物建立起联系，直接用喻体来代替本体的一种修辞 *** ，转喻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共享的文化积淀，才能从喻体所指称的事物中借助于历史的文化认知知晓修辞的内涵。如《农民变市民，必须打破“玻璃门”！》中“玻璃门”即是一种转喻的修辞用法。“玻璃门”指代了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变中存在的透明却实在的障碍，这个障碍是由于我国经济、地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资源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用“玻璃门”的意象来指代这种潜在的障碍，观众能够深刻感知到“玻璃门”所指代的具体内涵，使得评论阐述更加有深度与思想性。还有《北京南锣鼓巷，需要什么“味儿”？》中“味儿”的转喻修辞，表达的是“味道”的意思，而味道与一条街巷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味道”意指街道的历史气息、特色风貌，代表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积淀，用“味儿”来表达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历史文化积淀，生动形象，同时也符合中国观众的认知品味。

　　反讽修辞。作为一种古典的文学修辞手法，反讽在当代有了更加直白的表意方式，即正话反说。对于评论叙事修辞而言，反讽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修辞方式，毕竟，陈述表达缺少了一种情感和态度，而反讽则增加了表意的情感色彩和生动感。如《暴雨中打捞中国城市！》虽然使用了加强肯定的表达，但“打捞”的表述则形成了一种讽刺，讽刺我国诸多城市一遇到暴雨就只能“看海”的建设漏洞，在讽刺现状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迫使城市的管理者思考合理规划和建设排水抗涝设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有《彩礼真贵，爱情就珍贵？》，用“真贵”与“珍贵”两个谐音的联句，表达现在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评论节目利用这种“顺口”营造了一种反讽效果，讽刺了某些男女以彩礼贵重程度来衡量爱情的拜金主义错误思想，引发人们的反思。

　　相对于在评论文本中具体的形式修辞表征来说，主题修辞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着眼于整体评论内容的修辞手法，主要针对节目整体修辞包装以及借助修辞而达到一定的评论内涵的表达。而形式修辞则主要是指在评论叙事中一些显著的、局部的修辞表现，这样的修辞形式借助语言或图像的形象表征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感官系统，从而带来更为强烈、直观的认知感受，增强评论观点之外的情感、态度和气势，从而丰富评论文本的内容，渲染中心观点，最终有利于达成评论观点的认知、认同与共鸣的效果。

　　评论标题修辞。标题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期待、决定了受众对于整档评论节目的之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直观意义上的“前文本”，即对节目的预告和评论情感的预设，为节目内容的展开和评论观点的认知认同效果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铺垫作用。中央电视台的几档评论节目都在标题的 *** 上体现出了鲜明的修辞艺术，从而提高了整个评论节目的档次和品质。《东方时空》评论标题的修辞特色有两个方面：

　　主标题的修辞表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先“慰灵”后“拜鬼”安倍内阁自摘面具！新闻时评：用两副面孔作秀闹哪出？》，一先一后、“慰灵”与“拜鬼”的前后对比，“面具”的比喻，将安倍带着不良政治意图进行的各种活动揭露出来，“拜鬼”“面具”的比喻则带有鲜明的讽刺和批判色彩，坚定地表达了作为国家媒体评论话语的立场和态度。还有《高空抛物：城市上空的杀手》这一评论标题，将高空抛物这一现象与“杀手”建立隐喻关系，直观呈现了“高空抛物”存在的巨大隐患，明确呈现了节目的主题，也增加了评论的亮点。

　　小标题明确了每节内容的主要观点和中心思想，丰富了评论节目的内涵。《东方时空》在评论节目标题 *** 上尤其是作为细节描述和分重点评析的小标题上，体现了修辞设置的感官效果和内涵价值——如在评论节目《纪检监察有案必查绝不姑息》的小标题中，无论是“权力”与“工具”相联系的批判，还是“纪委”与“保险箱”的否定式隐喻，或者“之一笔钱”“炸弹”“双面人生”的个案评析，都从不同角度形象地展现了当前个别官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丑恶嘴脸，也间接表明了党中央严惩腐败的决心和恒心，小标题所展现的分节内容形成了对于主标题内容的有效呼应与具体评述，强化论点、深化主题的同时丰富了原本枯燥的评论主题，给观众带来直观的感知体验。而《卡了壳的“光伏扶贫”》则用“卡了壳”这一通俗、直观的修辞表述，批评了当地 *** 官员的不作为行为，在增强普通受众的贴近感的同时提升了评论效果。而在国际议题上，将安倍的出访直接说成“拉拢外交”，在小标题中也分步骤、分细节明确回应了这种“拉拢外交”的实质所在：“合作牌”“推销武器”“豪掷大礼包”“情感拉拢”等小标题修辞形象生动地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安倍的虚伪、狡诈的形象，更为直观地形成受众对于安倍政治行为的舆论批判合力。

　　《新闻1+1》节目中，将评论主题所涉及的对象进行具有明显反差性质的并列陈述，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进而深化评论的主题和价值。如《“小”儿科“大”问题如何破解？》用一“小”一“大”的主题对比，突出了国内儿科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深化了主题价值。此外还有《父母“谈情”青年男女如何“说爱”？》用两个不同年龄群体之间“谈情”“说爱”的对比，展开评述不同年龄群体在互联网新时期的感情交流方式。

　　还有用谐音法将评论对象所涉及的用词与另一个发音相近的用词相互替换使用，形成巧妙的反思与质疑。如《台湾观光：“产业”因何变“惨业”？》中“产业”与“惨业”发音相似，但“产业”与“惨业”之间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境遇。在主题中用这样的谐音修辞法，体现了节目对于从“产业”到“惨业”转变的根本原因追寻的迫切性，从而增加了评论叙事的价值和意义。而《彩礼真贵，爱情就珍贵？》中用“真贵”与“珍贵”的谐音修辞潜在地营造了一种讽刺和质疑的态度，也鲜明地彰显了“爱情不能用彩礼来衡量”的主题。

　　《新闻1+1》在句式方面还有一种特殊的风格，即疑问与感叹的并用，如《互联网金融？不，是非法集资！》《医院“号贩子”：继续打！怎么治？》《音乐派对？涉毒派对！》《政务公开？必须的！》《闹剧结束！有人不愿意结束？！》……这些集反问、质疑与强调、反对等修辞手法与一体的标题形式，仿佛能够直观感受到评述主体的表情变化，能够直接感受到评述主体内心的情感波动，使得枯燥、沉闷的评论话语变得富含情感、饱含情绪，增强了评论节目的观看乐趣与感知体验。此外，还有排比句式的运用如《游船翻沉：预防呢？预警呢？应急呢？！》《土壤污染：怎么查？怎么管？怎么治？》《中央巡视“回头看”：看什么，怎么看？》，省略句或其他特殊标点句式的运用《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发出后……》《南海仲裁？不，“一张废纸”……》等，都直观形象地丰富了评论节目的表达，增加了评论叙事的感知体验，赋予当代电视新闻评论更加多元的内涵。

　　评论图像的表意修辞。电视新闻评论将一般的视觉画面上升为带有多重意指的符号，使受众在观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时形成一种潜在的符号能指与所指游戏，从而深化评论的表意内容，形成电视新闻评论的独特内涵。

　　象征符号的画面表意。所谓“象征符号”，是指在电视评论节目画面中出现的带有显著象征意义的特指符号，这种象征符号因为文化习俗或者长期的使用习惯而形成了群体之间的认同性解读，即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借助这个符号能指能够立即在脑海中产生意义，从而达到“意会”的效果。例如在《健康中国，如何从外到里？》的节目叙事中，多次出现飘扬国旗的特写以及更高人民法院、检察院的俯拍全景画面，其中国旗、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典型的符号，象征着政党、国家审判和监察机关。按照巴特对于符号“神话”的解读，符号之一层能指与所指关系同时又构成了更进一层符号表意的能指基础，不断延伸出新的意指，最终成为一种“神话”表意的存在。国旗和法院、检察院的之一层符号意指又产生了诸如国家稳定、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等内涵的第二层符号意指，这层符号表意系统再进一步，可以解读为评论节目的主题“健康中国”的理念。就这样，电视评论节目利用象征符号的画面表意，实现了巴特所称的“神话”意指，最终凝聚并指向电视新闻评论的抽象内涵与潜在思想价值。

　　镜头语言的浮动意指。镜头语言也就是利用摄像机镜头的推拉摇移等拍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视觉系统从而产生的具有丰富意味的表意方式，就像文字系统中的“语言”表意的前提是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镜头也因为拍摄方式的结构而具备了表意的功能从而形成独立于文字的“语言”系统。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这种利用摄像机拍摄方式的变化来塑造不同镜头、达成多元化的表意“语言”的画面也非常丰富。如在《美日“和解”，如何解？》的评论叙事文本中出现了安倍在珍珠港面对众多二战老兵幸存者发表演讲的画面，并给他一个清晰的表情特写，此时的画外音为现场记者王梦：“在今天的访问中，安倍首相只悼念，并没有道歉，而且安倍悼念的重点是2300名在珍珠港这个地方阵亡的美国将士，而在中国、缅甸、朝鲜等十几个亚洲国家、在亚洲这个广袤的土地上阵亡的那些民众还有军人，安倍只是一笔带过。是有提到，但只是一笔带过。”这段解说配合特写的镜头画面，赋予了安倍的悼念一种虚伪、作秀的性质，而安倍形象所代表的日本 *** 也在这种特写镜头的意指中被打上了深深的“伪善”“右翼军国主义”和“不友好”的烙印。而在《灾后瞒报，人命岂能瞒报？》的评论叙事文本中，多次出现了当时泥石流和洪灾的长镜头、空镜头画面，这些来势汹汹的泥石流和洪水与画外音解说中当地 *** 对于遇难人数瞒报的事实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汹涌的泥石流潜在表达了当时灾情的严重和波及范围之广，更加凸显了当地 *** 预警救灾之不力、形成了对于灾后隐瞒灾情错误行为的警示作用。

　　特效画面的符号游戏。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后期动画等特效技术的进步，电视评论节目也增强了特效画面的运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画面表意，更加有力地配合文字深化电视评论节目的表意内涵。如在《美日“和解”，如何解？》的节目文本中，画外音宣读二战期间美国志愿援华“飞虎队”成员的 *** 时，画面出现了特效 *** 的信封和信纸，同时在背景叠影出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像。这个特效画面印证了这位“飞虎队”成员质疑安倍唯独选择珍珠港悼念的 *** 不仅仅是其个人行为，叠影南京大屠杀的画面更作为一种有效证据证明了安倍悼念行为背后逃避历史、推卸责任的错误历史观。

　　电视评论叙事借助动态影像画面以及解说等表意介质之间的有效配合，成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话语载体，实现权力的输出与认知接纳。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电视评论叙事必然要借助修辞的说服效力，从而实现电视艺术话语所能达到的更高境界——借有形塑无形，以有限言无限的象征境界。⑤电视新闻评论所要达到的象征境界就是权力的象征境界，一种潜移默化之间对于权力关系的认同与接纳。从这个角度而言，修辞与评论叙事尤其是电视评论叙事具有天然的共通性质——修辞借助相似性实现抽象事物的具象认识，相似性借助想象完成一事物通达另一事物的认知过程。对于电视评论来说，最终要达成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输出是高度抽象的，只能借助于具体的事件、某个突出的现象建立相似性关系，从而实现电视评论的传播效果，也就是达到最终的权力认知乃至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