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或许不懂复杂的医学理论但他们最懂得农民需要什么！

　　赤脚医生这个带着泥土气息的称谓，承载着中国农村医疗发展史上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篇章。1968年9月，《人民日报》首次以“赤脚医生”为题报道了这个群体，从此这个称呼便深深烙印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记忆中。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身着粗布衣裳、脚踩草鞋的乡村医者，用最简陋的医药箱和最朴实的医术，守护着中国六亿农民的健康防线。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7年全国赤脚医生总数已突破180万人。他们大多来自本乡本土，经过短期培训后便背着药箱走村串户。没有白大褂，没有听诊器，有的只是一把草药、几支银针和满腔热忱。在血吸虫病肆虐的湖区，在疟疾高发的山区，在新生儿破伤风多发的偏远村落，这些半农半医的乡土医生用双脚丈量着中国最基层的医疗版图。

　　世界卫生组织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宣言》中，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短缺的典范。这种一根针、一把草的医疗模式，创造了以全国GDP的3%支撑起覆盖95%农村人口的医疗奇迹。在江西井冈山地区，赤脚医生用自采的中草药将疟疾发病率降低了72%；在云南边陲，他们建立的产前检查制度使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65%。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挽起裤腿、沾满泥巴的赤脚身影。

　　1965年6月26日的那个夏日，北京的会议室里，一场看似平常的工作汇报正在演变为中国医疗卫生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手持报表，向主席详细汇报着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情况。当说到全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80%的高级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其中70%又集中在大城市时，毛主席的眉头越皱越紧。更令人震惊的是，全国医疗经费的75%都流向了城市，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仅获得25%的投入。

　　据时任卫生部办公厅主任李长明回忆，毛主席听完汇报后突然拍案而起，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严厉批评道：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这番振聋发聩的批评，后来被整理成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其中最核心的一句线;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个指示犹如一剂猛药，迅速在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开始大规模组织城市医疗人员下乡，同时着手培养本土化的农村医疗队伍。在江苏江阴，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农村青年仅用三个月就掌握了常见病诊疗和针灸技术；在陕西延安，老区人民用窑洞作教室，用门板当课桌，培养出了第一批土郎中。

　　1969年国庆阅兵式上，当近千名赤脚医生组成的方阵走过时，这个新生群体获得了最高规格的认可。这些肩背药箱、脚穿草鞋的农村姑娘，用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农村医疗模式。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些赤脚医生的足迹遍布中国每一个角落——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南的崇山峻岭，从东海之滨到西北戈壁。

　　这种农村培养、农村使用的模式，不仅解决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更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阿尔马塔在考察中国农村医疗后感叹：这些赤脚医生或许不懂复杂的医学理论，但他们懂得农民最需要什么。

　　在江南水乡的方言里，赤脚不仅是字面意思，更包含着与土地亲密接触的深层含义。黄钰祥后来回忆说：农民们觉得这些医生和他们一样要下田干活，脚上沾着同样的泥巴，所以自然而然地叫出了这个名字。这个称呼里既有对医生身份的尊重，又带着乡亲们特有的亲切。1977年，当王桂珍的肖像出现在上海粮票上时，这个曾经的农村姑娘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江镇公社的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在陕西延安，知青们把窑洞改造成赤脚医生培训学校；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青年用民族语言编写医卫顺口溜；在东北黑土地，卫生所里挂起了一根银针治百病，一把草药保平安的标语。到197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生产大队都建立了卫生室，平均每500个农民就拥有一名赤脚医生。他们用自采的草药控制住了疟疾，用土法接生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用预防接种遏制了传染病的蔓延。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有一本书的普及程度仅次于《选集》，那就是《赤脚医生手册》。这本深紫色塑料封面的实用医学指南，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家庭必备的生活百科全书。翻开泛黄的书页，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从感冒发烧到战伤救护的各种医疗知识，配以简单明了的插图和操作步骤，让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普通百姓也能照本宣科地处理常见疾病。

　　1969年，上海中医学院的几位青年教师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写一本能让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的医疗手册。他们摒弃了传统医学教材从解剖学讲起的做法，转而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编排方式。在浙江农村调研时，编写组发现许多赤脚医生连血压计都不会用，于是特意在书中加入了如何用听诊器测量血压的图解说明。这些细节上的用心，使得最终成书的手册极具可操作性。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金滔老人至今仍保存着1972年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书脊已经开裂，内页满是翻阅的痕迹。那时候孩子半夜发高烧，卫生院又远，全靠这本书救急。老人回忆说，手册里教的捏脊疗法治好了儿子的积食，自制的金银花水解决了女儿的口疮问题。像金滔这样依赖手册的城市家庭不在少数，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已累计发行《赤脚医生手册》及各类地区版改编本超过1000万册。

　　这本手册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国内。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赤脚医生手册》翻译成英文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称赞其开创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当地医务工作者根据中国经验编写了《乡村医生手册》；在拉丁美洲的秘鲁，社区医疗站至今仍保留着西班牙语版的《赤脚医生手册》作为参考用书。

　　1975年初春，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良各庄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医生。16岁的姜桂玲刚刚结束三个月的赤脚医生培训，背着印有红十字的药箱回到了家乡。这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即将开始她长达数十年的乡村行医生涯。村民们对这个娃娃医生将信将疑，直到那个改变一切的午后。

　　村里一位嗜酒的老太太酒后如厕时不慎摔倒，下巴在石头上划开一道四厘米长的口子。当姜桂玲赶到时，鲜血已经浸透了老人的衣襟。面对这个超出培训范围的紧急情况，她强作镇定地翻开《赤脚医生手册》，按照图示完成了人生第一次伤口缝合。就像缝补衣服一样，针脚歪歪扭扭的，但总算把血止住了。姜桂玲回忆道。这次成功的急救让这个黄毛丫头在村里站稳了脚跟，老太太逢人就夸：桂玲这丫头天生就是当医生的料！

　　这样的故事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不断上演。赤脚医生们用最简陋的装备创造着医疗奇迹：在河北的麦田里，他们用缝衣针为产妇接生；在云南的崇山峻岭间，他们用竹筒代替听诊器；在江南水乡，他们划着小船为散居的渔民送医送药。这些半农半医的年轻人，白天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挑灯研读医书，半夜还要随时准备出诊。

　　这种独特的医疗模式之所以能在农村扎根，关键在于它完美契合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赤脚医生不领工资，靠生产队记工分生活，村里完全养得起；他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可以随叫随到，线;；他们的家人、土地都在本村，自然留得住。北京大学的杨念群教授研究发现，这种医疗模式延续了中国乡村拟家庭化的传统医患关系——诊疗过程往往发生在田间地头或农家炕头，医生用方言解释病情，患者全家参与讨论，整个治疗过程充满了人情味。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赤脚医生获得的尊重却超乎想象。村里红白喜事，赤脚医生必定被奉为上宾；谁家来了贵客，能请到赤脚医生作陪就是最大的体面。这种尊敬并非源于对权威的畏惧，而是乡亲们对自己人的线;医疗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卫生室里，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木架子上晾晒着各种草药，搪瓷盘里泡着几根银针，墙角堆着自制的艾条。这些简陋的医疗工具，构成了赤脚医生治病救人的主要武器。山东临沂的老赤脚医生于元堂至今还记得，当年用水泉子村采的野菊花配上针灸，治好了邻村石富强的面瘫。那会儿治病就靠三样：银针、草药、赤脚医生手册。老人摩挲着已经发黄的针灸包说道。

　　学习针灸是每个赤脚医生的必修课。在河北房山县的培训班里，16岁的姜桂玲和同学们人手一套银针，对照着《赤脚医生手册》的穴位图，先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足三里、合谷这些常用穴位，哪个不是扎了自己几十遍才找准的？姜桂玲回忆说，有次练习扎风池穴时差点晕过去，但正是这种以身试针的土办法，让这些农村青年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基本的针灸技术。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近200万赤脚医生中，几乎人人都能熟练运用针灸治疗常见病。

　　比起针灸，采药制药的工作更为繁重。由于国家分配的西药极其有限——每个卫生室每月只能领到几片阿司匹林、几瓶红药水和碘酒，赤脚医生们不得不向大山要药。在陕西秦岭山区，赤脚医生带着社员们上山采挖黄芩、柴胡；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赤脚医生用芭蕉叶包着新鲜的三七捣药；在江南水乡，卫生室的屋檐下总挂着成串的鱼腥草。这种自采、自种、自制、自用的土药运动，不仅解决了缺医少药的困境，还意外培养了大批识药能手——许多普通农民都能说出十几种草药的功效。

　　1972年的一个秋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代表团带着16毫米胶片摄影机来到上海川沙县的江镇公社。他们原本计划拍摄一周的中国农村医疗状况，最终却停留了整整一个月。镜头里，赤脚医生王桂珍背着药箱走在田埂上，用自制的艾条为社员针灸；在简陋的卫生室里，她将新鲜采摘的鱼腥草捣碎制成外敷药。这部后来定名为《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的纪录片，意外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基层医疗的窗口。

　　当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在1973年春天于纽约首映时，引发了西方医学界的震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约翰·布莱恩特在观影后写道：中国人用最少的资源解决了最大规模的基层医疗问题，这种模式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借鉴。

　　19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正在改变着延续了二十多年的赤脚医生制度。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曾经整齐划一的集体生产模式被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所取代。在河北房山县良各庄村，赤脚医生姜桂玲发现，曾经热闹的生产队大院变得冷清，社员们开始各自在分到的田地里忙碌。这个变化直接动摇了赤脚医生制度的经济基础——工分制。

　　以前给村民看病记工分，和壮劳力一样待遇，现在土地分到户，看病只能收点微薄的诊费。姜桂玲回忆说。在山西吕梁山区的某个村庄，一位赤脚医生算过一笔账：出诊一次收取的五毛钱，还不够买半斤煤油。而在田里劳作一天，至少能挣到两块钱。这种经济账让越来越多的赤脚医生选择放下药箱，重新拿起锄头。

　　与此同时，另一股潮流也在加速赤脚医生队伍的瓦解——知识青年返城。据统计，在1970年代赤脚医生鼎盛时期，全国约有30%的赤脚医生是下乡知青。北京郊区的赤脚医生王建国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来自城里的高中生在1974年成为赤脚医生，却在1979年抓住高考恢复的机会考入了医学院。我们这批人离开后，很多村子的医疗水平一下子倒退了好几年。王建国说。

　　如今，当年那些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的身影大多已步入暮年。在房山县的老年活动中心，几位退休的赤脚医生经常聚在一起回忆往事。他们布满老茧的手曾经接过生，止过血，救过命。那个深棕色的药箱，那些土法炮制的草药，那些在煤油灯下翻看医书的夜晚，都化作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正如一位老赤脚医生所说：我们可能被时代淘汰了，但那段岁月里，我们确实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