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技术引入均势政治：中美之间的“网络制衡” 国政学人

　　Jisoo Hyun，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要变革，是与权力和安全等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密切相关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技术对世界政治影响的重要性，但对技术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一种外生因素——一种环境条件或一系列工具可能性，而非国际政治运行的组成部分。由于缺乏明确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来研究技术是如何以及为何以特定方式发展和实施的，以及这些过程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这使得将技术作为核心内容纳入国际关系的讨论变得更加困难。本文引入“网络制衡”这一分析框架，旨在补充现有的均势理论，将技术置于中心位置，解释大国的制衡战略如何受到技术的重要影响。本文特别关注在网络中创建和支撑网络并具有网络效应内在特征的技术，即网络技术。

　　文章首先概述了关于制衡行为的现有讨论，并研究了在均势理论中是如何讨论技术的。随后，引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网络制衡模型，将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作为解释大国均势战略的核心要素。并探讨了中美两国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的技术竞争。

　　所有版本的均势理论都以现实主义前提为基础，即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因此在这一体系下，“一个行为体或单一行为体联盟的权力优势”被视为一种不稳定的局面。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可能会采取侵略行为，从而给其他国家带来安全问题，因此其他国家会采取制衡措施作为防御性反应。

　　许多现实主义学者都承认技术作为权力工具在塑造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沃尔兹（Kenneth Waltz）将“技术实力”作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威胁程度的四要素之一。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权力的技术要素也是造成系统失衡的主要因素之一，进攻者的技术能力通过降低领土征服的成本和增加领土征服的收益，增加了被进攻者的脆弱性，从而鼓励了军事扩张。麦克尼尔·威廉（McNeill William）指出，技术还可以通过影响国家投射军事力量的基本经济基础，间接影响力量平衡。但现实主义者对技术的描述并未超越被动的外生因素，只是将其视为物质能力的来源。他们认为技术并非一个可以改变系统单元之间基本互动模式或整个系统特征的动态因素。

　　本节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基础上，结合对脆弱性相互依赖（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和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讨论，引入“网络制衡”模型，以研究大国的制衡战略如何受到网络技术的影响。模型修改了均势理论的关键假设，引入了一个干预变量——网络效应，以说明网络技术如何影响国家追求安全的网络制衡战略。作者认为网络技术产生的网络效应通过改变国家的能力和/或是否采取制衡措施的决定，改变了制衡行为的特征和形式，从而在制衡过程中造成扭曲。

　　本文将网络技术概念化为创建和支撑网络的技术，在由相互连接的节点组成的网络中产生其固有的网络效应特征。通过创建和维持网络作为节点之间联系的推动力，此类技术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内的互动模式，从而改变体系本身的结构”。网络技术有别于其他技术的重要特征在于，随着用户群的扩大，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稳固。这种现象通常被归因于网络效应或积极的网络外部性。当以这些技术为支撑的网络超过一定规模时，它就会变得比其他网络强大得多，其枢纽也会变得比其组成部分强大得多。使用网络的人越多，网络就会变得越有效，其他人也会不可避免地加入该网络，以获得其好处。

　　收益递增的技术最终会导致具有早期优势的单一替代品，从而引发正反馈效应。部分历史制度学家关注路径依赖问题，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由于制度需要很高的固定或启动成本，且涉及相当大的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它们会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和正反馈。皮尔森·保罗（Pierson Paul）认为路径依赖和正反馈作为政治领域的常见机制，在解释政治行为体难以逆转的自我强化路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国际关系学者在核心讨论中大多忽视了对这些特征的研究。

　　依据均势理论的逻辑，某个国家在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有能力限制或惩罚与枢纽相连的其他国家，将对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威胁。由于网络需要投入资本来实现其有形化，这使得拥有网络所有权或控制权的国家成为枢纽，可以要求其他人遵守规则。当在某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国家试图利用政治权力改变游戏规则，以增强自身实力和巩固领先地位时，并将这些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时，网络就会不断自我强化。

　　脆弱性相互依赖被定义为复杂相互依存框架内“替代品的相对可得性和代价”，强调了弱小行为体调整或摆脱的代价会更高，因此极易受到胁迫。法雷尔（Farrell Henry）和纽曼（Abraham L. Newman）指出，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可能会创造和增加“武器化相互依存（weaponised interdependence）”的潜力，使某些国家可以通过将特定网络转化为胁迫来源，将其武器化，从而为自身谋利，即“国家利用全球网络实现地缘战略目标”。控制全球网络的国家可以通过视察与网络连接的国家之间的互动，限制其他国家的进入，并收集具有战略价值的信息——即“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和“全景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网络内的相互依赖逻辑会因网络特有的操作逻辑而得到加强，这对网络内相互连接者之间关系的性质——网络效应——有很大影响。

　　一旦网络效应形成，参与国就会面临锁定效应，很难甚至不可能在不蒙受损失的情况下从网络中脱离，这是因为先前维持的资本和无形投资的沉没成本无法收回，且面临重新调整的转换成本。由于网络效应是网络技术的力量倍增器，国家追求网络技术发展的方式很可能会像一场竞赛，即“受信念驱使，谁最先在经济和/或武装力量中采用这些技术，谁就能获得先发优势，取得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优势”。而国家抗衡潜在网络霸权的唯一机会是当新一代技术出现时，利用这些技术在陷入现有网络之前建立自己的网络。

　　作者将“网络制衡”一词定义为大国采取的一种均势战略，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络并限制现有网络的进一步扩张，来对抗由另一大国领导的现有网络优势所造成的外部威胁。

　　模型考察了网络技术的固有特征——网络效应，如何影响大国在均势政治中的战略。解释变量是感知到的威胁和网络技术表现出的网络效应，后者是关键的因果变量。在考察网络效应的阶段或水平时，不仅关注连接数本身，而是更多关注与网络连接的节点的战略重要性。网络效应的学习、新技术的出现和内部能力，作为三个干预变量考虑。

　　网络制衡模型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在现有网络中受到威胁时，国家会试图从网络中脱钩，建立自己的网络来制衡现有网络。实施网络制衡战略的国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内部能力，才能充分把握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当国家在网络制衡中取得成功时，将摆脱原有网络的束缚，要么用自己的网络取代原有网络，要么建立双头垄断。

　　借鉴杰维斯对系统效应的分析，当国家在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网络中体验到武器化的相互依赖，同时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一个有限选择的境地时，会越来越多地将网络视为对其安全的威胁，进而会努力与这些网络保持制衡。但在新一代网络技术出现以打开机会之窗或颠覆性路径之前，国家很难实施制衡。颠覆性路径是指一个网络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通过采取网络制衡措施挑战现有网络，在被现有网络忽略的地方找到一条颠覆性道路。要实施网络制衡战略，必须确保足够的内部能力，以摆脱另一国家主导的现有网络，建立规模相当甚至更大的自己的网络，因此网络制衡被定义为大国行动。

　　在网络制衡中，由于网络效应，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想要建立替代网络就必须说服足够多的国家参与其中。

　　2011年开始的5G移动网络带来了超高速连接，基于5G标准构建的网络不仅能提高无线连接速度，还能处理数十亿台设备的连接，并以更快、更可靠的速度进行数据传输。这将成为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以及智能基础设施等新兴技术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而推动并加快整个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对贸易关系、技术创新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中美都在努力率先定义国际架构的新阶段。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加入了美国主要的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网络，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网络相协调，使产品符合国际技术法规和标准，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随着技术日益成为各个领域的集结点，制造、通信、金融、教育和交通等领域都在技术的作用下迎来了重大变革，技术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2003年中国政府就推动了无线设备新加密标准WLAN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 (WAPI)，作为无线网络的安全协议标准，使中国在标准化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随着中国日益认识到网络技术对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系统地采取了网络制衡措施。除了提升技术实力，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走出国门拓展网络，在一半以上的非洲国家建设了约50个3G电信网络。

　　新一代电信技术5G的出现为中国打开了机会之窗，中国实施了有效的网络制衡措施。2016年全球电信标准化组织3GPP国际会议旨在就5G新无线电标准作出关键决定，即如何通过5G发送数据以及如何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在中国产业界的支持下，华为提出的首选标准极化码得到采用，将信号处理标准一分为二（与高通公司提出的低密度奇偶校验并列）。这打破了高通公司在5G领域的垄断地位，中国企业首次加入电信框架协议，获得了与其日益增长的市场支配力相称的尊重。

　　华为一直专注于为被西方供应商主导的现有网络基本遗忘的地方带来连接，甚至包括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科罗拉多州等农村地区。在美国当局忽视广大农村地区的数字需求和安全问题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当地小型电信运营商买不起西方的电信设备，而求助于低价而有效的中国通信设备来建立现代化的电信系统。但由于对关键基础设置依赖中国技术公司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的担忧，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遭到了禁止。但华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电信运营商的主要供应商，在这些国家仍保持着强大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华为的成本优势和融资方案。

　　华为的3G和4G服务已被非洲国家广泛采用，这使得这些国家在向5G服务过渡时很难转向选择其他供应商，因为过渡过程必然成本高昂且耗时长。拉美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情况也类似。因此华为通过日益产生的网络效应，在这些地区的新兴市场建立了不可逆转的立足点。

　　不同于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美国的论调在过去十年中占据上风，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而非合作伙伴。随着诋毁中国成为特朗普选举吸引力和支持率的核心，美国采取了更多挑衅措施来阻止中国的发展。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为了保护其一度被认为不可动摇的网络主导地位，并限制中国网络的进一步扩张，美国一直在对中国网络采取网络制衡措施。

　　最初针对中国的网络制衡措施包括阻止技术转让，将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以及限制美国联邦机构使用华为或中兴的设备。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与华为开展业务。同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投票决定将华为和中兴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美国互联网供应商使用联邦资金购买这两家科技公司的设备。采取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阻止技术转让，也是为了遏制中国获取高端计算能力的能力。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降低中国的技术成熟度，如加强半导体出口管制、签署法令禁止任何中国制造商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用美国部件制造的芯片或芯片制造设备等。同时美国还采取措施保护和巩固其网络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拉开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增加了近几十年来持续萎缩的联邦研发支出，2024年的预算提案公布了21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经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研发投资”。

　　拜登政府通过积极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努力，将网络制衡措施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拜登通过双边伙伴关系和多边或小型双边框架，开展了一系列“科技外交”，如五眼联盟，日美印澳四边安全对话，以及英美澳三边安全条约，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此外，拜登还召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于2022年3月成立了一个名为 “Fab 40”联盟的协商实体，以促进构成 “几乎整个全球半导体产业 ”的参与成员的政府和芯片制造商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应用网络制衡模型具有理论和实证意义。首先，作者试图通过提供网络制衡模型来明确技术作为均势政治核心组成部分的作用。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确定有利条件而非行为预期，而本研究则试图通过直接探讨国家可能采取制衡行为的条件，以及它们为制衡网络霸权而采取的措施，来扩展这些分析。就对当前中美技术竞争而言，只要两国清楚地意识到关键技术对安全的影响，紧张局势即使不会加剧，也可能会持续下去。虽然美方强调对华政策是“去风险化”而非“脱钩”，但许多美国官员一再强调在科技领域的坚定立场。

　　其次，尽管中国政府在部分地区建立和扩展自己的网络取得了部分成果，但要有效平衡美国主导的网络仍面临困难，尤其是在全球网络的关键节点大多由美国的盟友所占据的基础上，美国仍继续加紧努力与这些盟友开展更紧密的合作。网络制衡模式的第三层含义是，如果美国试图继续阻止中国政府超越全球网络并主导全球网络的发展，美国及其盟国应更加重视数字鸿沟问题，特别是从全球角度出发，阻止中国扩张网络。但显然这并非易事，中国企业已在数字鸿沟中茁壮成长，在许多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创建和拓展网络，而美国无法单方面迫使中国企业离开这些国家。

　　“网络制衡”模型展示了大国的均势战略如何受到技术的影响。在本文的分析下，网络技术自然会导致正向循环的出现，从而创造出越来越重要的枢纽。无论哪个国家驾驭网络，都将在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保持控制权方面拥有决定性优势，从而导致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长期存在。将模型应用于当前中美技术竞争表明，美国若想遏制中国，要采取网络制衡的两种措施：确保自身网络安全和限制对方扩张。

　　尽管网络制衡模型绝非处理技术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唯一方法，但它是建立联系的垫脚石，为把握国际关系领域超级连接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第七感”。未来研究还应考虑网络效应和中等强国的制衡行为，以进一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

　　本文在借鉴相互依赖概念和路径依赖逻辑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技术的网络效应特征，提出网络制衡的模型。此模型将网络技术视为改变系统内单元间互动的动态因素，这为解释美国对华科技施压和中国网络市场拓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而作者强调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负向作用路径，认为网络效应的加持使得国家追求的网络制衡战略必然成为非此即彼的对抗。作者提出的网络制衡战略以维持霸权国主导权力为落脚点，一方面忽视了正常的市场逻辑和积极的经济全球化环境，另一方面忽视了国家理性解析并应对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