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的代工争议：“良心”与利益的博弈难题

　　娃哈哈对此迅速作出声明，表示已终止合作，并强调产品符合国标以及自有标准。其在声明中坦言，选择代工是2024年市场需求激增，导致产能不足。言下之意，代工只是应对短期压力的权宜之计。

　　正经社分析师注意到，尽管其对于代工问题毫无回避的态度，被部分舆论所肯定，言此符合其掌门人宗馥莉一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直截了当的个性。但公众对其“代工模式”的质疑并未就此平息。

　　这场风波不仅暴露了食品代工链条的脆弱性，更折射出行业长期存在的“良心”与“利益”的博弈难题。

　　代工模式在食品行业的普及，本质上是市场倒逼或者企业战略选择的结果，娃哈哈选择代工的初衷正是与此相关。

　　公开数据也佐证了此点：2024年娃哈哈的营业收入约为700亿元。这意味着，在宗馥莉的带领下，娃哈哈再次实现了业绩的大幅回升。2024年11月，宗馥莉直接表明，娃哈哈2024年的业绩拉动，更多源于瓶装水、AD钙奶的强势增长。

　　然而，与电子产品、服装等代工不同，食品行业对原料、生产工艺及储存条件等的敏感性要高出很多，涉及原料溯源、工艺稳定性及微生物控制等众多环节，而成品质量常常难以通过单一出厂检验就完全保障。

　　这种动态风险源于食品生产的复杂性——原料批次差异、生产设备清洁度、运输温控等环节稍有疏漏，都可能引发安全问题。

　　以曾经备受瞩目的苹果汁生产为例，原料苹果的糖分、酸度及农药残留差异、霉变程度等，都可能直接影响成品风味与安全性，但这类指标未必全部纳入检测范围。

　　更早的三聚氰胺事件，更是将食品安全监控的复杂性彻底放大：当时的检测方式因无法识别非法添加物，导致问题奶粉居然通过了检测。

　　类似的，娃哈哈代工事件中，若代工厂使用低价原料但成品符合国标，品牌方仅凭出厂检验是否可以完全察觉？

　　事实上，娃哈哈于声明中表示，在与今麦郎的合作中，其“自查发现个别批次纯净水产品未通过抽样检测” ，这或许起到了反向效果，反而放大了消费者的品质焦虑，消费者会问：“对于整体代工生产的流程，你能完全把控吗？更何况，这只是抽检，那些没有抽到样的批次，如何保证全部合格？”

　　正经社分析师认为，正是这种“合规但未必合理”的矛盾，带来了食品生产的最大隐患。而代工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当品牌方将生产环节外包，其对供应链的掌控力必然削弱，对代工厂的质量监控更加困难。

　　事实上，除了上述提及的代工模式通弊——品控风险之外，此次娃哈哈引起争议的，还有两点特殊之处：

　　宗馥莉在掌权之初，就遇到了娃哈哈内部的极大阻力。而受其父宗庆后生前为人处世及道德口碑的余荫，使她在舆论场中成功塑造了“锐意改革者却遭遇旧势力阻击”的悲情人设，舆论因此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宗馥莉。她也以退为进，用彻底退出这种“掀桌”式的姿态，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参见《果然宫斗！三叔宗泽后发难亲侄女，宗馥莉这是秀才遇到兵？｜正经短评》）。

　　在与其它品牌的竞争之中，娃哈哈也同样因宗庆后余荫，在舆情中来了一波“情怀杀”，并由此赢取了极大的声势。

　　但未曾料，娃哈哈代工事件却是网络的爆料，非娃哈哈的主动言明。更进一步，娃哈哈和今麦郎各自公布的代工终止时间也是不同的。

　　既未主动交代，还产生了终止时间罗生门，娃哈哈的信息透明度由此令外界产生了质疑。这就让“吃瓜群众”破防了，觉得过去的“情怀杀”可能是“错付”了。社交平台上不乏“宗老走后，娃哈哈怎么变成这样了”之类言论，还有更直白的质问“宗馥莉这是要把最后的信仰丢掉吗”。

　　根据近期媒体的实地走访，北京的一些超市中，同为纯净水，今麦郎550毫升规格的一瓶水售价约为0.575元，而娃哈哈596毫升规格的一瓶水售价约1.07元，规格相差不大但价格高出近一倍。

　　对此，有消费者感到颇为疑惑，“我买的娃哈哈居然是今麦郎生产的”，有评论更直白地说“那我为什么不直接买今麦郎呢”。

　　此外，娃哈哈近期出现的众多问题，也加深了舆论对于娃哈哈及宗馥莉的疑虑。比如，接连陷入的员工维权风波、内部权利斗争，以及包括“娃哈哈”在内的387件商标转移问题等等。

　　尤其是自有工厂停产停工引发的员工维权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对代工的质疑——既然本身产能就不足，停产停工的依据是什么？

　　这些，也使得宗馥莉曾经在舆论场中“精明强干、敢作敢为，甚至略带悲情”的人设，也逐渐受到了冲击。

　　正经社分析师认为，事实上，无论是“情感背刺”还是“价格背刺”等，所折射的都是中国消费者对于娃哈哈品牌本身承载的文化价值丢失的担忧。

　　从陪伴一代人成长的AD钙奶，到达至实验室标准的纯净水，再到对于宗庆后道德标准的盖棺定论，娃哈哈给予国人的不止是记忆，更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情怀。

　　《观察者网》对此的评价最为犀利：“显然，消费者对娃哈哈的厚爱，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宗庆后价值观和品格的认同和尊重，现在宗馥莉要改变这种企业价值观和管理风格，就不要再指望继续得到这样的好感度。如果宗馥莉对娃哈哈改造失败了，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如果她改造成功了，那或许是更大的悲哀。”

　　从三聚氰胺事件到苹果汁生产，直至近期娃哈哈代工争议，企业在面对消费者质询时，往往止步于强调生产资质合法、产品符合国标，却对公众的核心焦虑避而不谈——

　　以娃哈哈代工事件为例，根据《中国经营报》的调查，多年以来，娃哈哈与48家无股权关联的企业有过代工合作。在如此庞大的代工体系中，原料采购、生产工艺、仓储运输等环节的质量控制面临现实挑战。

　　今麦郎对于代工的回应更是引发深思：今麦郎每瓶纯净水仅赚2分钱的微利模式下，代工企业是否有足够动力投入品控？

　　这些问题，暴露出的正是当前代工模式的重大缺陷——当商业利益与质量投入的天平失衡时，合规性声明可能只是企业应对质疑的挡箭牌，代工双方可能都缺乏直面消费者质疑的诚意。

　　事实上，监管层面也正在加速填补制度空白。此前，食品代工领域仅有《食品安全法》的框架性规定，缺乏针对代工生产的专项规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启动的《食品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今年3月已明确其为2025年度重点立法任务。

　　这个立法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办法》不仅细化了委托方与受托方的资质审查、合同规范、标签标识、溯源与责任等要求，还直接禁止了特殊医学用途食品与婴配奶粉的代工。相较于《食品安全法》的原则性规定，新规着力构建从源头到终端的全链条责任体系，这标志着中国食品代工监管正从框架式管理转向精细治理。

　　不过，目前还无法完全消解消费者的深层焦虑。三聚氰胺等事件揭示的教训表明，基于技术手段、科学认知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无论何种标准或者法规，只能是基于当前条件下的尽量完善，其中的盲区几乎不可避免。

　　当企业将合规等同于质量保障的充分条件时，实质是推卸了本应承担的主体责任。代工模式下的双方，都不应止步于法律底线，而是需要建立超越标准的品控体系。

　　正经社分析师认为，作为企业，其品牌价值不应仅体现为财务报表上的ROI（投资回报率），而应是品质承诺、情感联结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当企业用冰冷的成本核算替代对质量生态的维护，再精明的商业决策都可能动摇品牌根基。

　　代工模式本身并非原罪，关键在于如何构建可持续的质量管控体系。未来的行业竞争，或将取决于企业能否在效率与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

　　消费者期待的不仅是符合国标的产品，更是一套贯穿产业链的质量承诺。唯有实现技术创新、制度完善与企业伦理的协同进化，代工才可能从质量隐忧转变为品质保障的代名词。

　　这其中，更多的考验或许在于企业的“良心与道德”，即在选择代工的效率之余，是否更能以消费者的关切为首要任务。【《正经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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