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的价值、方向与路径

　　高质量推动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构建立体化、系统化科技伦理课程体系，要着力破解课程体系碎片化、教学实施形式化、资源支撑薄弱化等问题，瞄准体系化、前沿化与跨学科方向，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在实践中，需要从课程定位、学科建设、资源支撑、师资保障、教材建设与方法创新等多维度切入，构建系统化、立体化实践路径，培养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自主创新人才。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带来的挑战，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强化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算法和伦理安全”[1]等要求。在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战略背景下，高质量推动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构建立体化、系统化科技伦理课程体系，打造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培养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自主创新人才，以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破解科技伦理治理难题，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提出新要求，在此背景下，科技伦理教育成为关乎国家科技战略方向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综合性议题。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其科技伦理课程不仅要传授科技伦理知识和规范，更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和伦理观，培养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主创新人才。

　　第一，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举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为核心，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习强调，“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2]。科技工作者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必须时刻关注其可能给人类与社会带来的伦理道德风险。科技伦理为科技活动提供内在规范，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是科技学科专业教育的内在要求。推动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构建系统化、前沿化的科技伦理课程体系，在传授科技创新前沿知识的同时传授科技伦理知识，引导科技人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利于避免科技滥用和误用，确保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二，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在关键领域实现“从0到1”的重大突破，更需要走出“重科技、轻伦理”的思维误区，构建完善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以科技伦理治理赋能科技创新。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可以为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筑牢基础。加强科技伦理课程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科技伦理治理理论创新，培养本土化具有自主伦理判断力的科技人才，不仅有利于在国际科技伦理治理方面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而且有利于引导科技工作者正确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明确科技创新对社会、国家与人类的责任，实现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价值引领。

　　第三，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是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有力抓手。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旨在打破传统体制机制壁垒，促进三者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科技伦理课程作为贯通科技教育、人文教育、思政教育的交叉学科桥梁，对于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科技伦理课程通过传授科技伦理规范和原则，确保科技活动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其次，科技伦理课程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等植入学生心中，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和谐共生。最后，科技伦理课程彰显理想信念、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等思政要素，是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合适载体，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到思政教育体系之中，可以有力提升“三全育人”效果，为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科技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的价值并非单一维度的知识传授或专业教育，而是兼具人才培养、社会引导和国家治理等多重意蕴，对于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为指导，通过系统性课程设计，实现“科技向善”从理念到实践的贯通转化。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3]。教育部推动开展“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重点包括“开好科技伦理金课”“推出科技伦理名师”和“编好科技伦理精品教材”等工作，成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专家组”和“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组”[4]，我国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迈出探索性步伐，课程建设进程显著加快、质量明显提升。然而总体来看，科技伦理教育在课程体系完整性、实践适配性、资源支撑性等方面仍显不足，尚未形成与科技革命需求和教育强国建设要求相匹配的课程生态。

　　课程化是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将科技伦理意识和规范融入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与专业素养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内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逐渐形成思政融合、专门课程、模块嵌入、跨学科融合等四种模式。

　　一是思政融合模式，将科技伦理内容嵌入思政课。由于科技伦理教育与思政教育在价值目标、教育内容、教学载体等方面具有内在契合性，很多高校探索将科技伦理教育融入思政教育体系，依托相关课程的必修属性、广泛覆盖性与价值引领性，拓展科技伦理教育的覆盖面，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协同。这类模式依托现有主流课程，无须额外开设专门课程，既有利于降低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施门槛，又有利于解决科技伦理教育边缘化问题，但是由于思政课内容广泛，科技伦理教育内容占比有限，容易被简化为模块化教学或知识点嵌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技伦理教育的效果。

　　二是专门课程模式，将科技伦理列为必修课或者选修课独立开课。将科技伦理包括工程伦理、医学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具体门类作为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面向理工农医类学生开设，是目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的主要形式。这类模式的优点是系统性和针对性较强，专门课程能够覆盖科技伦理理论、案例和实践方法，有效避免碎片化讲授的局限性，同时还能结合学科特点聚焦专业伦理问题，提高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性。但是专门开课对师资要求较高，需要兼具伦理学与理工科背景的跨学科教师，实施难度较大。此外，由于复合型师资的缺乏，大多数高校将专门课程开成选修课，覆盖面有限而且极易被边缘化，亟待加强跨学科师资建设、提升必修课占比。

　　三是模块嵌入模式，以模块化方式融入相关学科专业课程。专业教师在工程类、医学类、人工智能技术类学科专业课中，通过讲座、小组研究、社会实践等方式融入科技伦理内容，使得科技伦理教育与学科专业教育紧密融合、浑然一体。模块化课程设置的优点是推动科技伦理教育回归专业视角，与专业研究和教学相结合，更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其缺点是科技伦理教育的体系性不足。

　　四是跨学科融合模式，探索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交叉融合教学。部分理工农医类高校依托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科学技术史等跨学科领域，推动科技伦理教育的研究、教学和课程建设。课程设置模式融合交叉学科的视角和优势，能够打破文理分科的壁垒，培养学生的交叉学科思维与综合能力，其优势是课程内容贴近专业实践、教学效果良好，其缺点则在于跨学科协作对高校学科支撑和师资力量的要求较高，部分院校难以实施。

　　尽管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已有一定成效，上述四种课程化模式均有相应高校探索实施，但是大多数仍处于试点阶段。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仍存在规划碎片化、内容滞后性、资源分散化等问题，亟待通过系统化、前沿化、协同化的课程体系建设，推动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形成规模、构建体系并进一步提高质量。

　　一是破解课程规划碎片化问题，加强课程体系化。当前，部分高校仍将科技伦理教育视为“附加任务”，而非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课程规划碎片化，课程覆盖零散化，选修课或讲座多、必修课少，研究生课多、本科生课少，理工院校多、文科院校少，难以实现理工科本科生学完科技伦理课程再毕业的要求[5]。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亟待形成面向所有人、覆盖全学段、融合跨学科的体系化课程规划，将科技伦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主干课程，明确课程类型与学分占比，以“全覆盖、多层次、重实践”为主要原则，形成本科重通识普及、硕士重专业深入、博士重创新实践的阶梯式综合性课程链条。

　　二是破解课程实施形式化问题，提升课程实效性。现有科技伦理课程仍以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为主，缺乏沉浸式、互动性的实践或演练环节，导致学生课上有共鸣、课后无行动，部分学生对科技伦理的认知还停留在避免学术不端的学术诚信层面。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需要引入更多实践性创新性教学环节，加强情景模拟与虚拟场景设置，通过伦理审查听证会模拟、科技伦理辩论赛或虚拟仿真实验室等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伦理判断与决策能力，真正提高科技伦理教育实效性。

　　三是破解课程内容滞后性问题，实现课程前沿化。现有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内容多聚焦学术诚信、工程安全等传统伦理话题，对人工智能伦理、元宇宙伦理等新兴议题关涉不足，对国外问题借鉴较多，本土化创新不够。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亟待建立课程动态更新机制，紧跟科技创新步伐，强化前沿化、本土化视角，将“负责任创新”等前沿理念与“两弹一星”等本土案例纳入课程体系，与此同时挖掘“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当代价值，使科技伦理课程既具备国际视野又扎根中国本土。

　　四是破解课程资源分散化问题，推动支撑协同化。当前，科技伦理教育的师资、教材、实践平台等资源支撑存在分散化问题，优质资源集中在头部高校，尚未形成共建共享、协同创新的机制体系，严重制约课程质量的优质均衡。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需要建立优质资源的建设与辐射体系，突破高校各自为战的困境，构建多学科协同、政企校联动的体制机制，打造国家级科技伦理教育共建共享资源库，建设科技伦理课程慕课平台，整合优质师资、课程、案例与教材资源，实现跨校联动共享，有效解决科技伦理教育优质资源不足的难题。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是系统工程，不只涉及课程教学，还涵盖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费孝通曾提出学科建设“五脏六腑”之说，认为建设好一个学科须有五个要件：建立学会、建立研究机构、建立培养人才的学系、设立图书出版机构、设立学科期刊。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绝不能陷入单兵作战，而要做到课程建设、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与师资培养齐头并进、聚成拳头、形成合力。

　　第一，提高课程定位，立足教育强国建设谋划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高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推进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可以更好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人才培养。在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背景下，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要摆脱知识补充或专业教学的简单定位，通过顶层设计将科技伦理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核心体系，开齐必修课、开好选修课，尽快形成以科技伦理必修课为主干，医学、农学、工程、信息技术等不同学科门类科技伦理选修课和专业课程、社会实践的科技伦理教育模块为辅助的系统化、专业化课程体系，引导未来的科技工作者正确认识科技发展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凸显科技创新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第二，加强学科支撑，为科技伦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搭建学术阵地。科技伦理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发展需要突破单一学科，形成融合学科支撑。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伦理学会等学术团体着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发展，开展科技伦理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硕士博士生培养，使得科技伦理始终保有建制化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阵地[6]。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不宜抛开科技伦理学科建设的已有基础“另起炉灶”，而应充分利用科技伦理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已有基础，探索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 “科技伦理教育”学科，推动国家级科技伦理教育研究会或学会建设，广泛凝聚科技伦理研究和教学领域的跨学科人才，夯实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的学科基础。

　　第三，加强教学指导，自上而下形成科技伦理教育课程教学指导机构。可以由教育部牵头，联合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设立全国性的科技伦理课程教学指导机构，负责制定科技伦理教育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与评价体系。推动高校特别是理工农医类高校设立自然辩证法和科技伦理教研室，组织开展科技伦理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咨询、研究、指导、培训和评价等工作，推动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与此同时，加强课程资源支撑，推进科技伦理课程案例库建设，在国内外科技活动实践的具体问题或者重大成就中寻找、筛选并整理出最贴切的教学案例，将其打造成融通科技教育、人文教育、思政教育的课程资源，形成数字化的课程资源库。特别是聚焦“探月工程”“天宫计划”等重大科技工程，整理和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案例，充分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科技伦理教育资源。

　　第四，加强教材建设，分门别类地打造高水平科技伦理教育系列教材。教材建设是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的有效手段。一是要提高科技伦理教育教材建设层次和水平，探索将其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交叉学科的名教授、名专家牵头打造高质量的科技伦理教育教材。二是要遵循“一学科一特色”的理念，紧密结合医学、生物学、农学、工程学、环境学、信息技术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科学规律和伦理规范研发专业教材，最大程度贴合学生实际培养专业思维与科学精神。三是针对现有教材“国外借鉴多、本土案例少”“传统内容多、前沿议题少”等问题，形成教材动态更新机制，紧跟科技发展潮流与科技治理要求。

　　第五，加强师资建设，分批次、高标准地推动科技伦理教育师资培训。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的引领和推动下，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伦理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都出现了一批具备跨学科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构成科技伦理课程师资的重要来源。应当建立合适的教学指导和业务培训机制，加快对科技伦理教育师资队伍的整合、优化和培训提升；分批次、高标准地推动科技伦理教育“双师型”师资培训，打造一支专门化、专业化、专职化的师资队伍；建立校企师资共享机制，邀请科技企业伦理委员、伦理审查专家兼职授课，弥补高校师资的实践短板；积极利用在线教育平台推送科技伦理教育在线精品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影响。

　　第六，推进方法创新，构建互动为先、实践为重的科技伦理教学模式。鼓励科技伦理课程教师根据教学大纲、教材教案的要求重构课堂教学、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引入科技工作者客座演讲、正反方模拟辩论、开放式讨论、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等探究式或情景化教学方法，提高科技伦理教育的互动性与实践性，通过元宇宙、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搭建沉浸式、互动式虚拟仿真场景，引导学生围绕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伦理失范或道德冲突展开反思和批判，在复杂伦理困境中锻炼洞察力与判断力，强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

　　[1]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1-20（6）.

　　[2]习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N].人民日报，2021-12-18（1）.

　　[5]刘瑶瑶，王硕，李正风.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现状、挑战与对策——基于17所高校的实证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

　　[6]赵月刚.中国百年与自然辩证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庆祝建党100周年、研究会成立40周年大会暨2021年学术年会综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12）.

　　[本文为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城市数字化转型风险预警与治理研究”（编号：2023BKS006）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