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主播的应用现状与潜在风险

　　作为数智技术的实践成果，机器合成语音、虚拟主播、人形机器人等人机共在的媒介样态让播音主持从业者面临着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和复杂化的传受关系，这要求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必须掌握跨媒介技能，提升人机协同创作内容的能力。这一业界新形势正重塑着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实践。

　　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将“创新”视为推动变革的原动力。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解答》中阐述了“破坏性创新”的过程，即新事物起初被主流忽视，后迅速崛起并取代旧有事物的过程。数智技术的兴起和赋能在播音主持领域同样展现了“破坏性创新”：其一关涉播音主持领域数智化创新的应用，其二则涉及播音主持领域数智化创新下的主体性困境与转型压力。

　　2018年，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新华社与搜狗公司合作推出了全球首个AI合成主播。此后，机器合成语音、数字主播、人形机器人等人机共在的传播样态逐渐被市场所认可，不同技术的赋能也促使播音主持的边界不断游移和重塑。

　　媒介是一种关系谱系，而不是线性历史。在关系谱系的编织下，“数智人”在场景应用上展现出三种创新模式：一是“播报类”应用，此种类型也是广大新闻媒体布局入场的首选，7×24小时无间断、高精准地完成播报任务；其二为“交互类”，这类应用多出现在非新闻现场，提供“日不落”式在线解答服务，有效与观众进行对话；第三则是“商业类”，如无锡广播电视台运用虚拟主播入驻无锡“太湖购物节”元宇宙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创下佳绩。

　　一方面，AI合成主播等“数智人”的多元应用以高度模拟甚至超越人类的方式执行任务，人类往往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审美偏好乃至对不可能之事的憧憬投射到这些虚拟实体上。正如人们感慨的“数智人”的流畅播报、巧妙互动，这种不受生理限制的存在是人类自我投射和期待的具象体。

　　另一方面，复杂性表现在这种镜像投射同时暗含了一种非人本主义的主体性压力，即真正的从业者身处其中则需要面临随时被替代的不安窘境。但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数智人”应用肩负着传播内容和传递观念的双重使命，并非像市场化的“数智人”一般服务于售卖逻辑。由此可见，“数智人”的出现并非是要替代具身的播音主持，但势必会对行业的从业结构带来新的挑战。对于整个行业而言，以人的需求为“镜”突破媒介革命，并以“数智人”为“鉴”寻找播音主持从业者的主体性价值，才是行业进步的关键所在。

　　“同质化”(Homogenization)指的是产品内容、品质、选择标准乃至外观呈现高度相似性时，受众将难以从中识别出独特的差异与特点，进而难以形成深刻的品牌认知。

　　在数智化创新应用“长跑”中，传媒业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拥抱“数智人”这一新兴的数字生命形态。但在激烈竞争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逐渐浮出水面：这些“数智人”产品除了外观上的差异，其属性、功能、互动方式几乎都一样。“数智人”发展似乎正陷入同质化怪圈，数字生命背后的实际价值难以与受众的真实需求多样化对接。

　　人类历史的审美并非是线性发展的。作为一种传播的物质性手段，“数智人”的这种“同质化”可能会被逐渐视为“标准化”而被广泛接受，但当“数智人”不再是稀缺资源时，对于传媒业乃至人类社会而言，其价值何在？又如何实现差异化竞争？从数字生命的诞生沦为数字“僵尸”再到被新的潮流所遗弃，技术又如何走出桎梏与市场泡沫回归应用的本质？这些均是“数智人”在未来开发和升级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现代社会中大众与媒介创新具有依赖关系，由此导致现代生存方式趋于媒介化。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强，技术创新并未带来人与媒介之间的健康互动，反而孕育了一种异态关系——技术崇拜。作为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播音主持领域的数智化创新本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旨在提升传播效率与观众体验。然而，当技术创新成为焦点而被过度追捧时，一种倒置性的现象悄然发生：原本以内容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逐渐转变为对技术的盲目崇拜。

　　在实践过程中，不少新闻节目、舞台主持为了追求所谓的“高科技感”，不惜牺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将重点放在了技术的展示与应用上，导致节目内容空洞、缺乏灵魂。“数智人”在无法规范的使用下脱离其被创造的初衷，在与人类的交互与博弈下异化成为需要治理与监管的对象，而非发展和普及的工具。

　　在对数据极其推崇的时代，人也逐步等同于“信号”，被收集打包成一捆“数据”。若要再次突破对工具理性过度推崇的潮流，将价值理性的讨论拉进大众的视野之中，可能意味着人类需要打破数字信号所构建的幻想宇宙，重新构建新型的人机共生法则。然而，社会往往不会允许技术倒退，因此新的共生法则也需要在人与机器双向异化的结果下进行挖掘与探讨。

　　目前，关于“数字人格”比较主流的定义是：以数字符号为载体的代表虚拟空间的虚拟实践主体人格信息的结合。这里的“虚拟实践主体”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人类在虚拟社会比如网络社会、游戏世界中的虚拟身份，而“人格”则更多指向生物人的人格信息与虚拟身体的身份信息的结合。

　　作为生物人情感的载体，“数智人”的复杂性与伦理边界难以被清晰划分，数字永生正悄然改变着人们对生死、记忆与情感的认知。当技术将照片、声音乃至更复杂的情感表达转化为数字信号，从而以非传统方式实现“永生”，这些由数字信号精心编织而成的“翻版”究竟能否真正承载起生物人之间那份复杂而真挚的情感？又或者是否有人借此设置“陷阱”或者“骗局”以牟利？

　　从技术和主体性上来说，“数智人”并不能完全复刻生物人的情感。失去了情感纽带后，在“数字人格”无法定义的环境中，数智化应用可能会转向不可预测的数字黑箱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人机互动中机器如何捕捉人类的情感动向，又会采用哪些数据来完成交互……这些都有诸多不明之处。

　　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提出了媒介演进的三个阶段理论：媒介产品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会经历从“玩具”到“镜子”再到“艺术”的进化过程。以AI合成主播为代表的“数智人”融合了“玩具”和“镜子”双重属性，而趣味性与参照性并重的传播势能最终有望实现对播音主持专业数智人才培养“艺术”层面的超越。

　　技术创新能够超越人的操作性完成海量数据的收集、筛选与分析，无论是在稿件撰写还是视频生成上均取得了远超人类的速度，以“数智人”为代表的数智产品促使播音主持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能再停留在有稿播读上，应优化课程设置。

　　1.强调差异化的课程设置。在数智化赋能下，信息交流的价值流转和让渡对播音主持专业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不仅要求学生能够口述现场，更应具备跨学科知识、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及强大的心理素质，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媒体环境中保持独立思考，引领舆论导向，成为人文关怀的践行者。因此，播音主持专业应强调差异化的课程体系，设置不同赛道以培养具备独特魅力与深度人文关怀的播音主持人才。

　　例如，长期被忽略的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等因在场化的特殊性难以被程序化设定的数智产品所替代，这方面的课程应该加强。再如，由于目前“数智人”已经可以从事简单的现场报道，播音主持专业教学应拓宽到对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解析上，可以增设“记者型主持人”系列课程，培养学生的洞察力以及剖析事件本质的能力，不仅仅回应“是什么”，更以人文关怀深化新闻价值回答“为什么”“怎么办”，满足公众对内容深度和价值的迫切需求。

　　2.细分教学赛道，引导学生垂直领域的能力培养。应考虑学生学习的广泛性和精专性，尤其是针对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高年级学生的教学活动中，应改变以往铺陈式的教学方式，转向更加聚焦和深入的细分领域教学。如引导学生深入探索财经、体育、社会、政治等特定领域，通过细分教学赛道，让学生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数智化赋能播音主持专业的前置条件是“共生”，而以AI主播为代表的“数智人”绝对不是“补偿性媒介”，播音主持学子与AI主播之间也不存在新旧交班的替补性。从共生角度出发，播音主持人才培养应直接对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巧与应用，从技术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发挥技术演进中“具身性”所产生的特殊互文符号的属性，进而给观众构建出共通的意义空间。

　　1.人机协同，打造共同体。从人机协同角度出发，培养播音主持专业学生的必要条件是明晰AI主播与真人主播的融合界面，并在“道德共同体”的基础下建立协同交互模式。例如，在应变能力上，应考虑如何搭档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数智人”，思考如何与“数智人”进行搭档主持，如何抛出问题、回答问题并且能够流畅互动。理解“数智人”在理解复杂语境、处理即兴对话、表达真实情感等方面的局限性，制定详细的互动流程，明确每个环节的引导语、问题设置、回答要点和过渡方式。此外，还可以为“数智人”预设一些常用回答和应对策略，以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2.产教融合、专创融合。针对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对AIGC融媒体生产应用技术的学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加强学校与业界的协同培养，邀请媒体从业人员参与课程设计和评估，以确保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相匹配。其次，需重视跨学科课程的融合，引入AI、AR、虚拟影像等前沿技术和创新形式，强化学生的技术素养和融媒体创新能力。最后，则应明确技术实用主义的教学导向，学生不仅要能熟练掌握数智工具、理解技术原理，更应尝试创造出更具影响力的播音主持内容与形式。

　　3.强化专业认同、价值认同。教学工作中也需要加强学生们对播音主持专业的价值认同，强调人与技术在伦理道德、文化思想方面的差异，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从“道德的人机共律”角度来看，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需要关注“信息伦理和道德价值系统”，包括认知与经验层面以“安全、可信、可控、提升效率”为主的规范性道德价值，判断与评价逻辑方面以“公共公益性”为主的道德价值思维，并强调以“以人为本”为主的道德价值观。

　　恰如克里斯琴所言，技术崇拜时代面临的不是技术的违背，而是无规则的真空。从“数字遗弃”的同质化积累和价值剥削，到虚假新闻滥觞的技术黑箱监控难题，成为桎梏的不仅是人的自由意识，还有机器的“意志”。

　　在智媒体时代，人机生态的打造需要人回归主体性的同时向前延伸，而播音主持专业人才的培养更应该取缔以防御性、应对式的方式去思考智能的存在价值，从课程和学科建设出发，主动建立人机互利互惠的关系，关注学生在技术前沿的应用问题，关心学生与技术发展的匹配性问题，站在为社会的信息传播与知识普及作出贡献的维度上处理两者关系。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5年4月号，原标题为《数智化主播的应用现状与潜在风险——兼谈播音主持专业的应对策略》，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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